□丁柏铨
　　【本文提要】“舆论倒逼”是自媒体时代频频出现的引人注目的舆论现象，有其复杂的生成原因。主要有四种类型：由政府部门信息不公开或公开了不实信息而引起的“舆论倒逼”；由政府部门不作为引起的“舆论倒逼”；由政府部门乱作为引起的“舆论倒逼”；由腐败行为没有受到惩处引起的“舆论倒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舆论工作指导思想为妥善解决“舆论倒逼”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和指明了正确方向。解决这一问题，须从源头上抓起。
　　【关键词】自媒体 舆论倒逼 信息公开
　　【中图分类号】G206
　　
　　“舆论倒逼”是近几年来频频出现的引人注目的舆论现象。有研究者认为：“目前，在中国形成了网络舆论‘倒逼’传统媒体舆论、市场化媒体‘倒逼’主流媒体的舆论格局。在双重‘倒逼’的情势下，很多时候，主流媒体被边缘化了，其及物性以及有效性被严重稀释，很难应对充满巨大张力的中国社会现实。” ①这是一段很有见地的论述，但它没有对“舆论倒逼”进行界定。
　　依笔者之见，对“舆论倒逼”的界定，似可用以下文字进行表述：它是指在公众中形成的与官方、与官媒期望形成的舆论不相协调、出乎所料的舆论，这些舆论反过来迫使官方和官媒对其中涉及的问题作出回应，政府部门还要作出相应的处理。这种现象的频繁出现，与自媒体时代密切相关。此类舆论不可能首发于受到严格控制的官媒；但它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民意、民声、民心，因而“舆论倒逼”就有了不可低估的力量。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段中，在新媒体崛起之前，社会舆论通常处于官方和官媒可控的范围之内，对公众中的不利于政府的舆论，可通过防、堵、卡、封等方法加以严格控制，因而完全有办法阻止与官方、与官媒期望相左的舆论的大面积形成和大范围传播。公众掌握的信息和发表的意见想要产生巨大影响，一点也离不开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传播平台和传播渠道。舍此，既形成不了舆论的大潮，也不可能产生持久的影响。在那样一个时代，社会公众舆论的形成，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依靠口耳相传（相互交谈）或文字传播（书信、宣传材料等）方式形成；二是在体现官方意志的官媒主导下形成（媒体机构及其中的成员、公众中的一部分人，在媒体上发表意见并广泛进行传播）。在此情势下，虽说舆论未必不一律，但绝不可能出现“倒逼”官方和官媒的现象。
　　然而，在自媒体时代，“舆论倒逼”现象出现的频率很高。因之，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对此都有加以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舆论以“众议”的方式存在。它发端于众人之所思、所想的公开表达，而相关信息往往是人们进行“众议”的基本材料和主要依凭。特定主体以语言文字或其他可藉以表达意见的形式，将自己的意见表露出来与人共议、互论，在此过程中，足以形成一种无形而又强大的力量。②
　　舆论是一种与时代、与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因素密切相关，为人类所特有的现象，它不可能离开人类社会而孤立存在。
　　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因素，包括：社会政治生态（关键词：政治）、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关键词：经济）以及社会思想文化现状（关键词：文化）等。
　　政治，是处在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下，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人民民主无疑需要扩大，但在根本制度上是有所保障的。公民有着较高程度的言论自由，不会因言获罪（毋庸讳言，公民因言获罪的极端性案例在某些地区是出现过的，但最终还是得到了纠正）。这就是“舆论倒逼”现象赖以存在、频频发生的社会政治环境。从一个方面说，“舆论倒逼”是政治开明、社会昌明的重要表征。当然，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着不尽如人意和亟待改革之处，也是“舆论倒逼”频现的重要原因。举例说，一些官员被“带病”提拔，或其劣迹以隐蔽的方式存在，靠一般的任前公示和考核考评，是不可能使他们原形毕露和丢官受罚的。除此以外，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合法律法规、不顺民意民心的事情。虽说党政有关部门和有关机构设有专供举报的电话和电子信箱，设有专供投诉的联系方式，但实际效果往往不甚理想。一则，举报者必须承担很大的风险，势必视之为畏途；二则，人们对有关部门的可靠程度和举报效果都无法预测，对此缺乏信任感；三则，上述渠道在一些地方其实是不畅通的，形同虚设和扯皮推诿现象并不鲜见。因此，在有自媒体可用的情况下，公众一般不会选择实名投寄举报函件或实名发送举报电邮的方式，也不甘愿上门投诉而受冷遇，而更乐意使用可自如掌控的自媒体对事件进行曝光。这客观上就形成了“舆论倒逼”的态势。
　　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以经济利益的分配为主，涉及其他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社会公平正义在利益分配方面是否能得到维护和体现。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利益分配不公的现象客观存在，其中有些是现有制度所不容的（得利者属不当获利，然而由于一些地方的执法机关执法不严，不当获利的部分并没有受到追究），有些则是现有制度所包容的（这就是制度所存在的缺陷了，有待改变或修正制度）。贫富悬殊，从一个方面表明社会成员利益分配格局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受到质疑，则折射出官方数据与社会成员实际感受之间的差距，以及社会成员对官方数据缺乏信任的普遍心态。相当一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被侵害乃至被剥夺，既是一桩桩群体性泄愤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也是“舆论倒逼”现象大量存在的社会土壤。一部分官员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构成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然挑衅，也是对社会利益分配的正常和正当格局的一种颠覆，还造成了社会心理的重度失衡，导致一部分社会成员严重的离心倾向。这往往是“舆论倒逼”现象频发的社会内在依据。
　　换一个角度看，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民生问题有着丰富的内涵，依法享有各项法定权利应当是民生问题中的重要内容。但无可否认，民生的重中之重是民众的经济利益、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改革开放的硕果，要普惠于民，为全民所共享。倘若关涉民众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的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或者，利益集团与民争利、食民之利，那就必然会催生民怨。及至民众积怨甚深时，一有被点燃的导火索，就会迅即引爆“舆论倒逼”的熊熊烈火。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社会。社会文化中外来思想文化的元素明显增加，由市场经济体制和当下特定社会生活内容所哺育出来的文化元素明显增加，社会文化的开放度和包容度明显增加。这种文化形态，与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等特定的社会生活内容直接相关。上述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使公众视野开阔，在不少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随着新兴媒体的兴盛而兴起的网络文化，更是构成了以自由、开放、驳杂为主要特征的特有的文化景观。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公众变得更具有个性，更体现出独立性，更乐于参与议事和与他人互动，更容易被激发和被感染。假若没有与“舆论倒逼”相适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一个爆料的帖子发出以后，没有多人跟帖附议、“围观”关注，那么，一则是因为缺乏人气，具有强力的舆论无以形成；再则是即使形成了相应舆论，也未必就能起到倒逼的作用。
　　在不同的时代，就舆论形态而言，固然存在诸多相似和相通之处，但其中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对时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本文采用的是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视角，以此作自媒体时代与此前的非自媒体时代的区分。自媒体时代，是一个每个人只要具备简单的条件（有电脑或手机，能上网，会发帖、跟帖，会发微博等等），就拥有了个人能够使用和控制的媒体，就可以随时向外界披露信息和发表意见，这就相当于手中有了“麦克风”。而在网民中有着较大影响力或极大影响力的意见领袖，甚至掌握着“核按钮”。某些事件的知情者发一条短短的信息，就可以风生水起，经过多人参与、逐层放大，产生舆论聚变和裂变，最后酿成舆论海啸。这就是自媒体时代。这就是“舆论倒逼”现象产生的时代大背景。
　　　　
二
　　在研究“舆论倒逼”现象的过程中，有必要就中国共产党对舆论工作认识的与时俱进和不断深化进行回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深知“枪杆子”（武装斗争）和“笔杆子”（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成为执政党以后，也一直十分重视舆论工作。从社会稳定的大局考虑，由政府对社会舆论进行适度掌控，这是理所当然的。舆论是能够反映和影响人心向背、聚散的重要的无形力量。这是其尤其厉害之处。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执掌政权者，都不可能忽视或无视公众舆论及其影响力；也不会任由于己不利的舆论四处传播、迅速发酵最终危及自己所执掌的政权。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舆论工作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作过许多探索，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舆论工作重新走上了正确轨道。邓小平曾通过对《人民日报》就上访所发两篇文章产生的不同效果的对比，告诫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单单是报纸的舆论就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影响。” ④第一篇文章没有把道理讲清楚，刊发后“上访人员呼噜呼噜地都上来了”，从舆论工作的角度看，是留下了教训的。邓小平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 ⑤也就是说，党报党刊要通过舆论工作，在维护全国安定团结的过程中发挥特别重要的核心作用。这是对主流媒体寄予的厚望。
　　自1994年1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内地确立伊始，在总结党在以往舆论工作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代表党中央提出了“舆论引导”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后来发展成包括舆论导向、衡量舆论导向正确与否的标准、提高舆论引导的艺术等内容的理论体系。其时，改革开放深化的标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它已经带来并将继续带来一系列巨大变化。这同时也是社会转型的相当一部分重要内容。稍后，中国和世界迎来网络时代，舆论格局随之发生剧变。“舆论引导”重大命题的适时提出，标志着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舆论运行规律和舆论工作有了较之以前更为深入的认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共产党，在舆论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理性自觉。这一命题的提出并付诸实践，一如既往地体现了党对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又将官方对舆论的掌控巧妙地置换成相对软性的、更能为人们接受的“舆论引导”，充分体现出对公众、公众舆论和舆论运行规律的尊重。舆论导向正确的刚性要求，与讲求良好传播效果和引导效果的柔性做法，力求实现和谐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舆论工作水平的一次总体提升。而将“执政为民”作为执政的根本宗旨加以强调，并贯穿于各个方面的工作之中，这是当下减少和化解“舆论倒逼”现象的坚实基础。
　　人们一般将1997年称为中国互联网元年，将2010年称为中国微博元年。在十来年的时间中，网络跻身于四大媒体行列，远超其他三大媒体初起时的发展速度；中国的网民数从最初的几百万到现今的5亿多。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表现得尤为明显。自媒体时代以不可阻挡之势来临了。这还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问题的另外几个方面也不可不予以足够的关注：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以后，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充分显现，一部分处于弱势地位的利益受损者，积怨形成并加深；官员腐败屡禁不止，党和政府的形象被玷污，公信力受损害；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部分有所增加，中国与西方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成为常态；受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社会舆情趋于复杂，乃至出现了舆论变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隐伏着潜在的危机，正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所言：“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不二选择。从根本上说，减少和化解“舆论倒逼”现象，有赖于党的执政能力包括应对和引导舆论的能力的不断提升。
　　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考虑问题，实行党务和政务信息公开是必由之路。始于2003年SARS事件中途的疫情公开，正式开启了严格意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的历史进程，此举释放出了对影响舆论的信息发布管理工作必须体现新思路的信号。2005年9月12日，国家保密局和民政部宣布：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不再作为国家秘密事项。这预示着政府信息的进一步公开。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使信息不公开成为例外。这客观上成为一部分“舆论倒逼”的法规依据。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政府实行信息及时、主动、充分公开，公众在知情的情况下形成的舆论产生了巨大的正能量。2008年6月20日，时任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提出：“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要“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从强调进行“舆论引导”到进而强调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将舆论引导能力纳入到了执政能力的结构体系之中。这是对时代变化、舆论格局变化的主动的理论应对和实践应对，体现出观照舆论问题的新的历史高度。“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作如此正式的表述。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和舆论运行规律，正式被提至各级官员们的重要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在“执政为民”的理念中加入了“以人为本”的内容，致力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各个方面的工作。经过以上努力，减少和化解“舆论倒逼”现象就具备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财富。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工作千头万绪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将改进工作作风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所作出的八项规定中的一项，与新闻工作、舆论工作直接相关：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这就意味着，媒体可以根据新闻价值的大小来决定领导人及其活动的报与不报以及如何报。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规定。规定中使用了西方新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新闻价值。这表现出对西方理论和学说中精华部分的接纳；而更为重要的是，该项规定与尊重人民、尊重人民作为历史活动主体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精髓高度吻合，体现出对公众——舆论主体——的敬重，将给新闻工作和舆论工作带来一系列新的深刻变化。在更为宏阔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新一届党的领导核心，将解决民生问题放在最高的位置上，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反腐的力度，为网络舆论监督和网络反腐留下了更大的作为空间。以上做法，同时也是优化舆论环境的重大举措。“舆论倒逼”现象的减少和化解，将是可以期待的。
　　以上回顾，与正确认识“舆论倒逼”现象有着深层次的、内在的联系。应该说，循着中共高层领导的思路，按舆论运行规律办事，努力做好关乎民生的各项工作以从积极方面影响公众舆论，如是，“舆论倒逼”现象将会逐渐减少，一旦出现也是完全可以处理好的。
　　　　
三
　　以往，政府通过直接发布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通过制定和颁行政策以及就各方面的工作和情况提出主导性意见，或通过官媒和其他大众传媒传播上述内容，以设置议题和议程，引导社会公众舆论；而特定情况下发生的“舆论倒逼”现象，则可能与官方和官媒的舆论引导对峙，甚至反其道而行。这对于舆论引导而言，直接构成了严峻挑战，确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
　　在这里，有必要对不同的“舆论倒逼”进行具体分析。笔者认为：“舆论倒逼”主要有如下四种类型：
　　第一类：由政府部门信息不公开或公开了不实信息而引起的“舆论倒逼”。政府与公众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这不自今日始。如果是在自媒体成气候之前的时代，政府不公开应该公开的信息，抑或公开了不实信息，公众只能是徒唤奈何；但在自媒体时代，公众则可以运用手中的传播媒介，自如地发布信息、发表意见、参与众议，以舆论对政府有关部门施压，逼迫政府部门如实公开信息和纠正错误信息。著名案例如“华南虎事件”。网民联手，搜查资料，相互补充，进行甄别，共同证伪，以此形成的舆论倒过来迫使政府有关部门承认失误、承担责任。刊于《东方早报》的题为《“华南虎事件”见证网民力量》的评论说，这次“纸老虎事件”，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依赖民间的努力和民间的能力解决全部疑难问题，未经政府权力和智力的裁决。第二，主流网民表现得相当理性与成熟。他们用冷静的话语摆事实讲道理，技术性地证明真假善恶。第三，无组织无指挥的网上互动自发形成“热情和智慧的增长点”，最终“功到自然成”。⑥这是“舆论倒逼”充分体现了正能量的经典案例。政府实行信息公开，特别要在公开有关灾难事件信息、敏感事件信息、棘手事件信息和可能担责的事件信息方面经受考验，争取主动。突发性的灾难事件发生以后，能否改变以往的等待通稿和只发通稿的习惯做法，而由事发地的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声、发权威之声，以不失时机地占领舆论制高点？事实上，通稿只能约束主流媒体，未必能约束其他大众传媒，更不可能管住人人手中都有的自媒体。与其如此，不如顺势而变，不太过依赖通稿。
　　第二类：由政府部门不作为引起的“舆论倒逼”。政府部门受人民委托，应该用手中掌握的公权而作为。然而，有些部门却是常年不作为，一旦事故发生或者酿成大祸，就不能不陷入“舆论倒逼”的困境。2013年1月4日发生在兰考的弃婴被大火吞噬的悲剧，主因是当地有关部门的公共责任缺位。事发后，该部门必然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在遭遇“舆论倒逼”以后，它才开始检讨自己的缺位和不作为。正如《光明日报》上的一篇评论所说：“兰考，不要在‘亡羊’后才想起‘补牢’”，“一次‘亡羊补牢’是吸取教训，总是等‘亡羊’之后才想起‘补牢’就是懒政思维在作祟了。而且，‘补牢’之后还不免发生‘亡羊’事故，更令人怀疑相关部门是否真正吸取了前次‘亡羊’的教训，是否在‘补牢’方面下了真功夫。” ⑦因此，应对这种“舆论倒逼”的根本之道，当是重心前置，彻底改变懒政思维。
　　第三类：由政府部门乱作为引起的“舆论倒逼”。政府部门应当依法依规而作为，不应违法违规胡乱作为。胡乱作为者，在自媒体时代必定遭遇“舆论倒逼”。公众会通过手中的“麦克风”，质问其作为的依据何在、意欲何为。此时，众声其实并不喧哗，而是有着许多共同的音符。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在谈到由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引发的“舆论倒逼”现象时，分析说：“动车事故，首先是铁道部的救援不力和处置失当，伤害了民众的感情，然后才轮到检讨媒体和微博是否‘失控’的问题。很多负面事件，首先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危机，然后才是舆论危机。打压媒体报道，封堵网络舆论，并不能使政府工作的缺陷消失，而只会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⑧因此，此类“舆论倒逼”所体现的逻辑关系是：政府部门的不当作为或胡乱作为在先，充满批评和质疑之声的“舆论倒逼”在后；前者是后者的因，后者是前者之果。只要政府部门的令人不解甚至气愤的不当作为和胡乱作为行为存在，这类“舆论倒逼”现象就不可能消失。这方面的案例很多。江西宜黄强拆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杭州飙车事件等，都是发人深省的例证。
　　第四类：由腐败行为没有受到惩处引起的“舆论倒逼”。网络反腐是制度反腐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尤其是在反腐尚存在制度缺失的当今时代，网络反腐尤其不可或缺。“要求舆论对腐败给予一些宽容是不现实的，对腐败‘零容忍’尤其是互联网的天性。但腐败在现阶段又的确是消灭不了的，这个矛盾将制造社会情绪的反复发作，扰乱国家政治生活本应有的节奏。中国只会朝着廉洁社会的方向走，即使是有些激进的舆论，官方也必须适应它的倒逼。发达社会有些官员因为某个在我们看来不大的廉洁过失而下台，这种情况将会逐渐在中国上演。” ⑨从早些年栽于“九五至尊”的周久耕，到前不久丢官的“表哥”杨达才、“房叔”蔡彬、不雅视频主角雷政富、生活作风不检点的衣俊卿，由东窗事发至被彻查、撤职或法办，都缘于“舆论倒逼”。“舆论倒逼”的成果无疑值得肯定，但是，反腐制度有待不断完善，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舆论倒逼”可能“逼”出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由于政府有关部门及时、积极、正确地应对，由被动转为主动，被“逼”出体现正面效果的结局来，政府形象得以修复。另一种结果是：政府有关部门处理不善，公众被激怒，产生更大的对立情绪，政府公信力和形象受损严重。“一次次网络舆论危机，实质是民意通道淤塞、政府应答机制缺失所致的瞬间决堤、垮坝效应。如果政府不能及时疏浚民意通道、理顺应答机制，一味只是封堵民意，只会使民怨的海平面越涨越高” ⑩。后一种结果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应该力避。政府部门当从根本上提高理政能力，摆正自己的位置，对公众从心底里敬畏，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前一种结果固然不错，但是政府部门经常被“倒逼”，这说明平时该作为而不作为，或是未正确作为而是胡乱作为，或是信息应当公开而未公开、未如实公开。这就需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而不是在遭遇“舆论倒逼”后再进行危机公关。“舆论倒逼”现象一旦出现，官方和官媒不可采取简单的做法，不能无视它，或者与之逆向而行，或者封杀它；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它，着力解决舆论反应强烈的问题。
　　所谓“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包括三层意思：其一，坚持实行信息公开制度。人民依法行使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而行使“四权”的基础和前提则是依法享有知情权。因此政府部门应从信息的主动公开、及时公开、充分公开入手，自觉地向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报告重要信息，杜绝瞒报、谎报、不报现象。这仅靠相关部门和个人的自觉是不够的，更要靠制度进行严格的约束。其二，摆正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为人民服务至高无上，民生问题至高无上。忽视或违背了以上三个“至高无上”，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舆论倒逼”问题。因为舆论问题不单单是舆论问题。其三，正确认识“舆论倒逼”现象。相当一部分“舆论倒逼”，是公众在帮助政府部门改进工作、弥补过失，而不是在制造麻烦或借故刁难；是在“补天”，而不是在“拆天”。在这部分“舆论倒逼”中，汇聚了公众的群体智慧和创造活力。从本质上说，相当一部分“舆论倒逼”是在探求和维护真理，是在推动社会进步。当然，对其中的偏激情绪、过激之词和不实传闻，当纠正要纠正，当引导要引导，当澄清要澄清。其四，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上应该顺时而改。在自媒体时代，对舆论简单地管、人为地卡、粗暴地压，是不合时宜的。改革和改进舆论管理的理念、方法，势在必行。■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注释：
①张涛甫：《人民日报的改版不是孤立事件》，《东方早报》2013年1月7日
②参阅丁柏铨：《略论舆情——兼及它与舆论、新闻的关系》，《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
③参阅丁柏铨：《建国以来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信息公开和舆论状况考察》，《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④邓小平：《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邓小平：《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新闻工作文献选编》第167页，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
⑥见http://bbs.sycatv.net/thread-156738-1-1.html
⑦凌国华：《兰考，不要在“亡羊”后才想起“补牢”》，见http://guancha.gmw.cn/2013-01/07/content_6282449.htm
⑧⑩祝华新：《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见http://yuqing.people.com.cn/GB/212786/15835373.html
⑨圣安娜奇迹：《反腐败应跟上舆论倒逼的节奏》，见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11138072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