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专业还是远离专业?
——从伦理和评价维度解析网络新闻业的职业模式
□李艳红
【本文提要】本研究借助职业/专业社会学(sociology of profession)的相关概念,通过回顾和考察欧美英文学术界针对网络新闻业所做的经验研究,对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兴起的网络新闻业的职业模式做出解析。本文通过对专业的规范维度和评价维度的考察发现,以服务公众为主旨的专业伦理规范在新媒体环境下遭到挑战,被降低标准;专业的自主性受到来自商业的极大侵蚀,同时受到来自大众意见的干扰。结合上文对于网络新闻业专业的认知维度的考察,笔者认为,网络新闻业未来若打算持续维护其专业地位,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网络新闻业 规范伦理维度 评价维度 专业性
【中图分类号】G210
本文继上篇(刊《新闻记者》2012年第12期)对网络新闻的专业性从专业的认知维度进行探讨之后,继续集中于专业的三个维度中的后两者——规范维度和评价维度展开讨论。
规范维度的挑战:伦理以及对公共服务的承诺
在报业时代,新闻专业就建立起了一套通过对事实的核实、公正和准确的报道来服务公众的伦理规范,被称为新闻专业主义。那么,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新闻是维护了这一专业伦理规范,还是辜负了其承诺呢?
可以说,网络新闻自兴起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受到新闻业界的尊重。不管是在业界还是学界,都存在一种对网络新闻的持久批评,批评主要围绕它在伦理规范方面的缺失展开。常见的观点包括:网络新闻人缺少一种“职业准绳”,其行为不大符合伦理要求;缺乏制度意义上的可信度;网络新闻看重的是速度和煽情,而非对事实准确的追求;互联网往往成为谎言诈骗等的温床,通常总是在一个比传统新闻媒体更低的标准下运作等等。这些都大大削弱了网络新闻业对公共服务的承诺,也大大弱化了网络新闻业的专业地位。
1.速度与煽情:降低了对“事实”和“准确”的追求
与报纸和电视相比,互联网更看重速度和时效。一般而言,为公众提供及时的信息属于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可视为专业伦理的一部分。但是,学者们发现,在网络新闻业中,对速度和即时性的追求则衍生出一系列问题。首先,当对速度的追求演变为持续不断的“截稿时间”和新闻循环时,这就使得新闻常常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呈现为碎片式的证据和推论,使得公众难以知晓事件或议题的全貌,进而破坏了新闻业为公众提供全面和丰富信息的功能。
而当网络新闻业对速度的竞争日益剧烈,更可能引发对真实准确这一基本专业伦理的放弃。这是因为,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很多新闻网站很难坚持在短时间内核实信息。而在对速度的追求下,互联网信息流通的高速逻辑又必然混合着或催生了对“新奇”的强调。这些都使得,新闻人往往在未加充分核实的前提下发布报道,甚至有时导致虚假报道。此类案例在网络新闻界层出不穷。
学者们还发现,网络新闻比传统新闻更具煽情取向。在一个具有多个渠道供给新闻产品的融合新闻生产组织中,网站往往比电视或纸媒都更具煽情倾向,这是因为,尽管报纸或电视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来自发行或收视率的压力,但网站则更多地受到点击率的压力,因为点击率的测量和呈现是如此的便捷和准确。网站也因此往往被对用户数量(点击率)的追求所驱动,而不是被服务公众的目标所驱动。就新闻的价值标准而言,网络新闻更多的是提供给公众想要的,而非公众需要的,后者体现的并非新闻价值而是娱乐价值。①
一些关于网络新闻从业人群的调查也印证了上述趋势。尽管新闻人员从认知上都认为“好的准确的新闻报道”比“及时性”更为重要,但他们大都有一种忧虑,即认为现在的网站对即时性的追求其实超过了对“真实准确”的追求,媒体机构对保证事实“准确”这一目标的投入不够,难以避免煽情新闻。②
2.网络新闻业中伦理标准的转移和降低
网络新闻业之专业伦理标准的降低也可从网络新闻实践的内部组织来解释。学者们发现,网络新闻工作室减少了质量控制的程序。在网络新闻机构组织中,网络新闻编辑岗位虽然很多,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让故事更加适合于网络(改编报道)以及加快信息的流通,而并非对新闻的核实。这里存在的问题或缺点是,缺乏质量控制,数量虽然增加,但是质量却被稀释。而在传统的新闻生产过程中,一个报道至少会被一个编辑阅读和检查,如果涉及有争议或有问题的报道,则有更多编辑阅读和审核。
学者们同样发现,依托于互联网技术产生的互联网文化也是导致专业伦理转移的因素。这是因为,互联网产生了一种争执文化,这种文化实质上与专业主义的观念相反,因为它将导致对新颖和争议的追求,而非对服务公众之目标的追求。③正如网络新闻研究者Singer所言,“一个被脱口秀、网站和聊天室所统治的媒介系统使得评论的冲动取代了核实的需要”。④这导致了网络新闻业热衷于生产观点,而非事实。
3.重新定义网络时代的专业伦理还是回到传统?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网络从根本上是一个不同的媒体,传统媒体的伦理并不适于移植到在线新闻上,网络媒体需要它自己的指导原则,需要重新界定和思考网络新闻的守则和标准。
今天的新闻系学生通常认为,网络盗版不像报纸的盗版那么成问题,因此网络应可以更充分地“再生产/复制”其他文本。⑤他们也倾向于怀疑在对超链接的使用上,尚未被对方许可的链接是否一定不可用?尽管这些现象在业界引发诸多版权纠纷,但是仍有一些学者认为,网络新闻的新形式需要有新的讨论伦理问题的取向。⑥另一种相对温和的观点则认为,应该将现存的专业守则修正,重访那些基本守则,使之适合在线环境。⑦
不过,这些观点仍然只得到零星表述,也只是在一些具体和边缘的伦理问题上发生争论。以准确真实为核心的传统新闻的专业伦理规范仍然被网络新闻界认可。美国网络新闻协会(ONA)界定的一系列网络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与传统新闻业并无二致,这包括编辑上的完整、全面、独立、优秀以及表达自由和信息近用等。
一些网站也倡导重新回到传统。2011年获得普利策奖的政治新闻网站Propublica即显示了这种追求。该网站与大多数强调数量、速度、便捷性和多样性以致提供碎片化信息特征的网络媒体有显著区别;在价值取向上显示出与传统新闻价值宗旨的高度统一。Propublica在其自我介绍中这样自我定位:“我们遵循美国新闻业最好的传统,探寻促进积极变化发生;我们通过完全的非党派、非意识形态的方式,坚守最严格的不偏不倚的新闻标准,揭露恶行以推动变革”;“我们非常看重对商业团体和政府这两个最大权力集团的批判功能……”⑧
评价维度的挑战:自主性和声望
在西方社会,尤其是在美国,新闻专业协会将独立性定义为他们伦理规则的一部分,并且一直致力于与各种侵蚀自主性的力量做斗争。他们将自己的立场界定为,独立于政府或任何外部力量的影响,为公民提供信息以满足公共服务的义务。⑨那么,这种自主性在互联网时代是得到了发扬还是受到了侵蚀?
1.个体自主性与专业自主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赋予了新闻工作者比在传统媒体更大的自主性。特别是,公民新闻的出现似乎赋予了信息生产者以充分的自主性:一个独立的记者可以不附属于任何组织,向公众传播它的报道。表面上看,这似乎让个体的记者从他们所隶属的组织中解脱出来,从而有了摆脱高度集中的媒介控制以及摆脱精英消息来源控制的可能。
但是,专业主义所讲的自主性并非是指个体的自主性,而是指个体在工作时应该遵从专业所建立的准则,是一种专业社区意义上的自主性。专业社区拥有决定专业表现的权威,免于任何其他力量的控制。而之所以专业社区拥有权威,是因为专业社区承诺服务公众利益的目标。在此过程中,个体新闻工作者甚至有可能损失部分的个体控制,将之交给新闻机构或专业社区规范。
2.无法独立于商业压力
网络新闻业受到的最大外在压力来自商业。商业也因此成为侵蚀网络新闻业之专业自主性的最主要的外在力量。关于网络新闻业中商业内容与编辑内容的混淆问题,一直是网络新闻引发的重要伦理争议之一。
学者们发现,设立编辑部门与商业部门之间的防火墙,在传统的新闻专业组织是一个基本前提,但在今天的互联网新闻组织当中,却少有建立。有时候,采编人员与广告或市场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同工作,并无防火墙,更有时候,新闻工作者就直接为分类广告工作,而广告人员在网站的设计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⑩在一些报纸的附属网站中,新闻网站的负责人在组织结构安排上并不向编辑或发行人负责,而是被安排向主媒体的市场或流通部门负责。[11]
由于缺乏防火墙的设置,市场部门与编辑部门的员工一起亲密合作,使得那些对赞助商有利的内容得到发展。许多网站刊登的新闻内容直接受到广告商、赞助商的影响,一些赞助商的软文以新闻的形式出现。例如,一些媒体的健康网站就是由编辑人员与市场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块工作的结果,所谓“专家咨询”的板块提供了广泛的健康信息,但这些信息则是由提供健康照顾的商家赞助的。一些报业的附属网站则致力于发展成为为当地社区提供地方和区域信息、商品和服务等的综合性门户网站,这也是编辑部门与市场部门不加区分混合工作的结果。由于互联网的超链接特征,赞助商的影响有时候则体现为在新闻内容后面链接上赞助商的网站。总体来说,盈利性的内容与真正服务于公众利益的新闻专业的内容混为一谈。[12]
上述商业对新闻采编的侵蚀在网站比在其他媒体更直接也更显著。有学者关于几个融合新闻机构的研究中也发现,即使在同一个媒体机构当中,比之于其他媒体平台如电视和报纸,网站的商业内容与编辑内容之间的区分更不明晰。对电视媒体而言,赞助商直接对节目施加影响的案例还是很少,商业对媒体内容的侵蚀因此还只是一个潜在的问题而非真实的问题。而在互联网,这一问题就变得直接而突出。
新媒体环境的商业压力改变着媒体公司,也改变了新闻生产的常规。之所以如此,一种解释是,网络媒体的利润更不可靠,盈利压力更大,因而更容易受到商业的侵蚀,也更缺乏自主性意识。[13]对利润的焦虑成为诸多新闻网站最突出的特征,这一特征超过了传统媒体。大部分在线媒体都并不赚钱,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广告收入一般不高,网络广告一般维持在较低价格。另一方面,收费又很困难,因此,很多在线网站都积极探求其他的盈利模式。上述通过内容来吸引赞助商的方式则成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方式。与具有稳定盈利模式的传统媒体如纸媒相比,网站因而更难坚持专业主义,拒绝商业压力。
一些学者则认为,商业的侵蚀也可从文化角度加以解释。他们认为,当前网络新闻的工作文化更像是一种公司文化,因此,网络新闻人更可能与公司文化结盟,而不是与新闻专业文化结盟。公司文化自然是强调商业和利润,强调其经济功能,忽视新闻的社会公益功能和独立自主性。
3.无法独立于舆论压力
与其他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更具受众取向和服务取向。这一点与互联网的“互动性”潜能有关。作为一种具有提供互动可能的技术,它总是推动网络媒体进一步挖掘其与读者互动的潜能,让受众经验参与到新闻生产过程之中。在网络新闻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和行业期刊甚至将是否充分开拓了与读者互动的可能,是否更好地服务受众等设定为好的网络新闻的标准。[14]但是,过于注重受众导向和服务导向也意味着媒体无法独立于“大众意见”的可能。互联网的互动性最后可能导致了新闻生产更敏感地反应于舆论,受到受众意见的干扰,而无法坚持准确客观报道和独立判断。
在欧美学术界,这一点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但还远未达到重视。一些学者论述道,在这样一个时代,对新闻业自主性的挑战可能并不总是来自政府,今天对自主性的威胁将更来自他们所效忠的公民。[15]
甚至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在理论上最终必定成为一种民粹主义的传播形态,它终将所有媒体推向那一端,不再区分专业与大众。[16]
4.重建声誉的努力
网络新闻业发展的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未能得到传统新闻专业社区的认可,网站的新闻记者曾在一些场合及对一些新闻事件的采访中被拒绝,一度未能获得采访权。
不过,网络新闻工作者也开始尝试争取在传统新闻专业社区中获得认同,并尝试建立自己专业声誉的努力。在此过程中,1999年ONA的成立,标志着美国的网络新闻工作者开始了自主建立职业社区的努力。
网络新闻得到新闻业专业社区认可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作为传统新闻专业主义最高标准的普利策新闻奖开始认可和奖励网络媒体所从事的工作。2010年,政治新闻网站ProPublica与《纽约时报》杂志合作的一项深度调查报道首次为网络媒体赢得普利策奖。2011年,该网站又独立获得国内报道奖。2012年普利策奖的国内报道奖则授予了一家兼具原创和聚合,以及兼具专业和博客的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这些都被评论家视为网络新闻受到传统新闻专业社区接纳的标志。
结语
本文上下两篇通过运用职业社会学的三维概念,回顾欧美英文世界的相关文献,分析了近二十年来网络新闻业发展的专业化路径。基本发现是,在网络媒体上发展出的新兴的新闻业分支,在近二十年的实践中并未延续传统新闻业所建立的专业化路径,而是存在巨大的离散和远离“专业”的趋势,使得其并未能确认传统媒体时代奠立的专业地位,而是在专业化的阶梯上逐渐下行。这包括:
传统新闻专业的核心采编能力在网络新闻实践中被边缘化;
以服务公众为主旨的专业伦理规范在新媒体环境下遭到挑战,被降低标准;
专业的自主性受到来自商业的极大侵蚀,同时受到来自大众意见的干扰。
不过,在此“远离专业”的过程中,也交织着种种重建专业的努力。这包括:
通过挖掘互联网的技术潜能来从技术角度定义和重塑网络新闻业的核心技能;
成立专业社区组织,重申新闻业的本质重新强调新闻专业的信息采集能力;
回归传统新闻价值,重新定义互联网环境下的职业伦理并重建之;
在在线平台上开拓原创新闻;
从事融合新闻生产与传统媒体实现价值和操作上的融合等。
但是,与前一远离专业和离散专业的趋势相比,这一重建的趋势尚显微弱,未能成为主流。网络新闻业未来是否能持续维护其专业地位,将取决于上述两个趋势的消长。可以说,网络新闻事业要实现专业化,任重而道远。
上述分析基于欧美经验,但同样折射了中国网络新闻事业的现实。在今天中国的网络新闻实践中,“改编/复制”模式同样是网络新闻发展的主导模式;作为传统新闻业核心的采编能力同样被边缘化;网络新闻同样更加追求速度和煽情,导致对事实准确标准的放弃等。甚至,中国网络新闻业的现实更加严峻,这包括:
市场部门与编辑部门之间缺乏防火墙设置成为一种常态;
在盈利驱动和争取点击率的压力下,传统媒体的新闻网站都急于发展成为服务性的社区网站;
原创新闻网站寥寥无几;
深度报道、独家新闻也几乎与网络媒体无缘;
拥有巨额利润,因而并无盈利压力的超大型门户网站同样缺乏将新闻视为自主专业的结构安排,反而在以盈利为主导的公司文化下运营,新闻专业文化在这些机构内受到挤压,无从生长;
互动性能的开拓反而使得在政经双重力量挤压下的新闻自主性又受到来自民粹力量的裹挟等。
事实上,中国新闻业的专业化之路更加曲折。在中国,传统新闻业作为专业的地位尚待建立。市场经济改革开启了新闻业专业化的可能,在新闻人和学人的努力下,至少在相当的职业社区当中,逐渐形成共识,新闻应该成为一个专业,具备专业的各个核心属性。但是,这一任务尚未完成,或者说刚刚开始,就遭遇了数字时代的来临。在颇为局促的政经环境之下,这一未竟的任务延展到具有种种技术和商业冲动的新媒体平台上,将只会变得更加艰难。
笔者希望基于对传媒现状的批判,促进新闻从业者在技术腾飞的十字路口,重新思考关于专业的问题。回顾历史,新闻业曾经过漫长的道路赢取其专业地位,而这,是否将在网络时代全部终结?网络新闻业的命运可能不仅取决于技术,也取决于从事这个职业的人群的自主努力。中国新闻人若要在新兴的媒体平台上赢取自身以及公众对其专业声誉的肯定,若想重新建立自身的专业地位,并重新回归服务公众的终极诉求,就应该在本文所述的三个维度上做出有意识的努力。■
(作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当代新闻人员的职业生涯策略与发展模式研究:一种职业社会学视角”成果的一部分,项目编号:17000-3191001)
注释:
①[13]SINGER JANE B. (2006),“Partnerships and Public Service: Normative Issues for Journalists in Converged Newsrooms”,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Exploring Questions of Media Morality, Volume 21,Numbe 1,pp.30-53.
②SINGER JANE B. (2004),“More Than Ink-Stained Wretches: The Resocialization of Print Journalists in Converged Newsroom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Volume 81,Numbe 4,pp.838-856.
③KOVACH BILL and ROSENSTIEL TOM (1999),”Warp speed: America in the age of mixed media”,New York: Century Foundation Press. KOVACH BILL and ROSENSTIEL TOM (2001),"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What News 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④SINGER JANE B. (2003),“Who are these guys: the online challenge to the notion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Journalism, Volume 4,Number 2,p155.
⑤BARUCHSON-ARBIB SHIFRA and YAARI ETI (2004) “Printed Versus Internet Plagiarism: a study of students’ percep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Ethics 1(6),pp. 29-35.
⑥FINBERG, H.I. and STONEM (2009),“Digital Journalism Credibility Study”,Online News Association.
⑦BLACK JAY (1998) “Convergence: The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Journalism Nethics,Volume 4,Number 4,pp. 10-17.
⑧参见propublica网站主页:http://www.propublica.org/
⑨KOVACH BILL and ROSENSTIEL TOM (2001),"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What News 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McChesney RW (1999),“Rich media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⑩PAVLIK and V JOHN (1997),“New media technology: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perspectives”,Boston: Allyn and Bacon Publishers. SINGER JANE B. (2006),“Partnerships and Public Service: Normative Issues for Journalists in Converged Newsrooms”,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Exploring Questions of Media Morality, Volume 21,Numbe 1,pp.30-53.
[11]SINGER JANE B.,MARTHA P. THARP and AMON HARUTA (1999),“Online Staffers: Superstars or Second-Class Citizens?”,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Volume 20,Numbe 3,pp. 29-47.
[12]PAVLIK and V JOHN (1997),”New media technology: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perspectives”,Boston: Allyn and Bacon Publishers. McChesney RW (1999),"Rich media,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4]DEUZE MARK (1999a) “Journalism and the Web: An Analysis of Skills and Standards in an Online Environment”,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Volume 61,Numbe 5,pp.573-390. DEUZE MARK (1999b),“Understanding impact of the internet: new media professionalism, mindsets and buzzwords”,2012年9月下载于http://ejournalist.com.au/v1n1/deuze.pdf.
[15]KOVACH BILL and ROSENSTIEL TOM (2001),"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What News 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SINGER JANE B. (2007),“Contested autonomy: Professional and Popular Clams on Journalistic Norms”,Journalism Studies,Volume 8,Numbe 1,pp. 79-95.
[16]SINGER JANE B. (2007),“Contested autonomy: Professional and Popular Clams on Journalistic Norms”,Journalism Studies,Volume 8,Numbe 1,pp. 7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