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游宇
　　“我想在自己眼前留一点光亮。”这不是美丽的诗句，而是一位体育记者对生活可怜的企盼。
　　说这句话的是苏少泉，大名鼎鼎的《羊城晚报》体育记者，他两眼失明好多年了，定期去看眼科大夫，目的就是“在自己眼前留一点光亮”。
　　听闻此言，心中难受。苏少泉最出名的文章是《英雄泪》，是在江加良赢得1987年新德里世乒赛冠军后写的，写得何其激情，何其潇洒，谁知如今落得这般光景。
　　我们在电话里聊起洛杉矶奥运会。洛杉矶奥运会，不仅是因为中国体育健儿实现零的突破，对中国新闻媒体而言也是一个“零的突破”，第一次派出了“记者兵团”，第一次在现场见识并见证了体育运动对于振奋精神、振兴中华的社会功效，也初尝了进入国际体育大家庭的认同和秩序感。我知道苏少泉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到现场采访的中国记者，他说，一个地方晚报能够拿到奥运采访证是多么不易，他是何等珍惜这次机会。他不像其他记者流连在新闻中心，而是一直在各赛场上奔波。和苏少泉聊天，给我一个感觉，洛杉矶奥运也许就是他心中残留的一丝光亮了。
　　“其实苏少泉早有文名，洛杉矶奥运会现场报道中，他是给我印象深刻的两个记者之一。”担任多年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国体育记者协会主席何慧娴曾这样盛赞。“还有一位是《文汇报》的练性乾”。
　　
练性乾：“1984年，我的任务在洛杉矶，不在白宫”
　　我家以前一直订《文汇报》，我小时候看惯了，那时知道有记者署名，应该从这个挺特别的名字“练性乾”开始，每次这名字出来，前面都加一个“本报特派记者”，“本报驻美记者”，感觉上他不是一般的记者，风光得很。我从来没有把他当作体育记者，因为他是一位驻外记者。这些年体育记者协会出书，也从未把他的作品收入。
　　“他写的体育文章角度很好，文笔也出色，加上信息量大，一个人可以顶人家几个人。他也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让何慧娴这么称赞的，应该是一个人物了。
　　练性乾现在哪里？好像没人知道，网上查一下，只知他近年研究南怀瑾，出了几本书。
　　几经周折，几天之后，我到了练性乾的家。
　　“体育记者和政治记者的区别是，体育新闻记录着人们的成功，而政治新闻记录着人们的失败”。练性乾一开口，就是西方著名的体育新闻论，这句话最早是美国大法官厄尔沃伦说的，他看《纽约时报》喜欢从后面体育版看起，最后才看头版。
　　没办法，谁叫练性乾喝过二十年洋墨水？
　　练性乾的记者之路在他们那一代算是曲折的。1962年复旦新闻系毕业后，常年担任新华社驻外记者，包括三年驻埃及，六年驻坦桑尼亚。后来加盟《文汇报》。
　　应该说，练性乾的一炮而红在新德里亚运会。他利用英文好人脉广的优势，人还没到新德里，就写了几大篇特稿，未出国先轰动。
　　“其实这些数据在宣传资料里都有，不过是英文的，加上印度使馆里有朋友，所以，我就集中归纳了一下。”练性乾现在说得轻松，但当时他那信息量大、社会触角广、文笔又轻快的报道风格震动了体坛。何慧娴口中的“练性乾一个顶好几个”的说法也是那时候落下的。据说当时新影厂去新德里拍亚运纪录片，导演陈光忠要求按照练性乾的文章路子来拍。
　　《文汇报》总编辑马达自然也有面子，事后给了练性乾50元奖金。在当时大约是一两个月工资了，而且一年后练性乾遂了他的心愿，成了《文汇报》驻美记者。对于一个新闻系毕业生来说，无论是体育记者、娱乐记者，还是政治记者，只要驻美，都是一笔极重要的履历。对练性乾而言，是一组亚运会特稿铺的路。
　　练性乾驻美记者的光环从1983年至1985年闪了三年，至今可以感受到他的骄傲。在他家客厅里，挂了一张美国总统里根接见他的照片，还有里根的签名。
　　他1986年回国，担任《海外文摘》副主编，其间客串采访亚运和奥运，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他最后一次“混体育”。在亚运新闻中心任副主任，是新闻司司长吴重远点名的，当时主任是新华社体育部主任章挺权。之后就在《海外文摘》，直至2001年退休。之后就著书立说，介绍南怀瑾，和南怀瑾一样，练性乾也是温州人。
　　“1984年，马达给我下的命令是：今年你最大的任务不是白宫，而是洛杉矶。那一次，中国大陆去洛杉矶采访的有65人，代表15个单位，比两年前的新德里亚运会少很多。在新德里，我们派了95名记者去。”练性乾一开口，就给了我一直想寻找的答案。和练性乾聊天时有个感觉，他凡事爱和新德里比较，因为那是他在体育报道的高峰。
　　回头看，28年前的洛杉矶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掌故，一个惊喜和两个热点。
　　一个掌故是刘长春，因为中国首次派选手参加奥运，就是1932年的洛杉矶，所有的记者都想找出这层回归的意义，“我有一天在华府的档案馆调出了1932年整年的《洛杉矶时报》缩微胶卷，我想查一下当初美国人怎么写刘长春的，但就是没找到。”当时中国体育的地位也可见一斑。
　　惊喜是许海峰。许海峰拿冠军时，除了《体育报》张振亭及新华社记者等少数中国记者一直守在那儿，其他记者都是闻讯扑过去的，因为射击场确实太远，从新闻中心过去要一个多小时。而且当时中国首金的第一着眼点也未必是手枪射击的许海峰和王义夫。何慧娴就说过，她是在赶往射击场堵车时，看到中国代表团团部的人骑着摩托车迎面过来，说是回去取国旗。许海峰第一，王义夫第三。不知是组委会没想到有中国人赢得这第一金，还是没想到两个中国人同时登上领奖台。
　　练性乾那天也是因为路远堵车，错过了见证许海峰“零的突破”的瞬间。到射击场时比赛已经结束，发奖仪式尚未举行。但“老练”就是“老练”，仪式结束后，颁奖的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尤伯罗斯同时离场，老练赶过去各问了这两位的感想，萨马兰奇和尤伯罗斯也都说了两句场面话，不过彼时彼景，能采访到这两位大亨，也是独家了。
　　热点有二，一是女排，二是朱建华。
　　单说朱建华，当年21岁，三破世界纪录之后，他成为中国洛杉矶奥运的最大热门。练性乾在洛杉矶先搞了个“独家”：采访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跳高选手吴必显，吴必显当时正好住在洛杉矶。“吴必显在比赛中只跳过1米82，名落孙山。他希望朱建华能夺金，实现他埋在心里50年的愿望……”。
　　想想有意思，体育就是轮回，人生就是反复，1983年9月上海全运会时，朱建华跳高时，全场其他项目都停了，为的是给他一个安静的氛围。谁知一切都成了朱建华的劫数。
　　上海全运会，朱建华跳过2米38，比三个月前他创下的世界纪录升了一厘米，洛杉矶奥运前一个月，他又在德国跳出2米39，令东道热门默根堡甘拜下风。洛杉矶奥运会上，朱建华从2米15起跳，到2米31，都是一跃而过。到2米33，朱建华第一次没跳过，而默根堡率先成功过关，另一名瑞典选手舍贝里在第二次试跳2米33时也告得手。朱建华在准备第二次试跳前，场上发生了意外，跑道上举行的1500米决战出了状况，英国名将奥维德突然倒地，引起场上混乱，跳高比赛只好中断。
　　“我在现场看着，当时场上很乱，连救护车都来了。后来好像又有其他比赛的发奖仪式，朱建华被耽搁了很久。”练性乾回忆道，他心中的失望也不是一点点，因为当天他在田径记者席上晒了四小时，加州的阳光之烈也是有名的。
　　朱建华后来放弃了2米33试跳，直接要了2米35，最后两次都没能过杆，而默根堡顺利跳过，赢得了冠军，朱建华只取得季军，引得全国一声叹息。
　　“这只能证明一个跳高规律：世界纪录保持者都拿不到奥运会冠军。”练性乾至今还相信这一点。而至今，关于朱建华的故事，在中国人的心中还留着隐隐的痛。
　　至于洛杉矶的另一个热点，到后来则成了中国人心中永远的豪迈，那就是中国女排。
　　不过，那就是何阿姨的事了。
　　
何慧娴：“我差点被赶出洛杉矶奥运会”
　　采访何慧娴也有意思。那天参加完上海旗忠球场的活动后，我送她去虹桥机场。办完手续，我们找了个肯德基店，就听着何阿姨说远去的故事。
　　这么多年来，报道中国女排人物，首屈一指的记者还是何慧娴。哪怕是近年，一些老粉丝看到她还会说“我是读你女排文章长大的”，“我是读你文章知道女排的。”对于一位曾做过记者的人来说，这种话犹如美好的音乐般悦耳。
　　何慧娴写的关于中国女排在东京世界杯首次获胜的《拼搏》，《我认识的郎平》至今依然是中国体育的传世之作。她写女排的影响力，后来惊动了乒坛元老徐寅生，1983年东京世乒赛，“钦点”何慧娴随军采访，何慧娴也用她经典的婉约笔触写出了全新的郭跃华、曹燕华。
　　“我一直讲究五官采访，即看、闻、听、感觉现场。”女排的生活给了她丰富的写作源泉。到了1984年奥运，何慧娴的最大的任务还是中国女排，“但怎么找到鲜活生动的细节，怎样写出有深度的综合稿，怎么后发制人，奥运会对我提出了挑战。”
　　因为奥运会的现场及媒体流程恐怕是这“五官采访”的毒瘤，大家看得到的细节已经早由通讯社和日报记者通告天下，赛后半小时的记者会也没特别的新闻，因为记者和采访对象单独相处的时间几乎是零。但何慧娴做了一件连她自己都后怕的事。
　　“我到洛杉矶后，就在寻找采访中的拐杖——能互相帮助的记者。我在新闻中心认识了《洛杉矶时报》记者何大卫，后来又认识了他的日籍太太何文黛，他们都在台北学的中文，我们交流得很好。有时何文黛就开车接送我。”
　　在洛杉矶，这样的拐杖太难得也太重要，何慧娴说了几次洛杉矶是“车轱辘上的城市”，偌大的洛杉矶，没有车极不方便。虽然何慧娴为了搭乘新闻班车，在新闻中心不远的官方小酒店住下，但新闻班车开不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而那里是女排的下榻地，在女排赢得冠军的翌日清晨，何慧娴觉得必须要去那里采访女排。
　　“我必须要写出深度的女排报道，必须要有鲜活的细节，如果过几天，人们会淡忘发生的点点滴滴。”何文黛开车送她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门口。皇天不负有心人，果然在中午前，她见到了郎平和张蓉芳。
　　女排姑娘都叫何慧娴“管家”，关系非常亲近，这绰号是郎平叫开的，而郎平在北京女排时，何慧娴就和她很熟。“其实我比她们大不了多少，而且我自己也是女排选手出身，能聊到一起来。”
　　何慧娴曾在复旦大学女子排球队任二传，这支队伍后来也是国内联赛甲级队，正因为这层关系，她后来和江苏女排的郑沪英、江苏男排的袁伟民很熟。用她的话来说是“战友”，后来郑沪英成了袁伟民太太，袁伟民成了中国女排主教练及以后的体育总局局长。
　　“一高一矮，一前一后，一南一北，相得益彰”。这是“何管家”当初形容郎平和张蓉芳著名的句子。而那个早晨，何阿姨就夹在这一高一矮、一前一后之间进了奥运村，进了大门，进了宿舍楼，当遇到保安怀疑的眼光时，郎平或张蓉芳就送上一颗中国代表团的纪念章，人家也就网开一面了。
　　就这样，“我像夹心饼干一样混入女排宿舍”，终于得到了难能可贵的面对面采访机会，女排主力一个一个地采访。到饭口了，队员们去餐厅打点饭回来给“管家”，录音机的磁带用完了，那就用笔记。“我当时只有一个心愿，把所有的细节都记下来。这些原汁原味的东西，用第三人称是无法完全体现的。”
　　原汁原味，加上何慧娴拿手的“五官”采访手法，后来成为《新体育》上长篇特写《我在洛杉矶的日日夜夜》和《我的事业我的心》中一段段感人的情节和语句。
　　女排宿舍中兴奋的采访结束，夜幕也快降临了。何慧娴无限满足地走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突然想到，自己不知道怎么回家。但当她跨出校门时，看到何文黛还在门口等着，心中的温暖满极而溢。“这将是我一生的朋友”，何慧娴当时就有这样的誓言，果然，之后何文黛何大卫成了何慧娴家最好的朋友，多年来一直来往，何大卫也成为《洛杉矶时报》和《今日美国》的驻京记者。
　　而就在何慧娴上车后，何文黛把何慧娴的记者证翻过来，把上面的句子翻译给她听：如果记者擅自进入运动员宿舍，将被取消采访资格，而且将被驱逐出境。
　　毕竟1972年幕尼黑奥运会的悲剧太可怕，美国人不得不小心谨慎。
　　“我是后怕得不得了，如果被查出来，将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幸好什么也没发生。就这样，何慧娴完成了中国奥运新闻史上了不起的“零距离”采访。四年之后，“管家”又去汉城采访奥运，当然她没有再次冒险的冲动，因为也不需要了，那次中国女排名落孙山，她心里只有悲伤，“我们还以零比十五输给俄罗斯”。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何慧娴升任《新体育》总编辑，“我让其他记者去采访了。”
　　但何慧娴和奥运会的缘份远没有结束，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起，她开始担任代表团副团长兼新闻发言人，“中央部委中除了外交部，我们是第一个有发言人的”。
　　“何发言人”这角色穿越悉尼奥运、盐湖城冬奥运、雅典奥运，“所以，加起来我一共经历过五届夏季奥运，一届冬季奥运。我是记者出身，知道记者朋友需要什么，三天两头和记者通气，和记者们关系非常融洽，加上袁伟民等领导对我很信任，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只是后来很少有人知道，那位代表中国队的温文尔雅的发言人何阿姨，自己第一次采访奥运就“触犯天条”，这恐怕也是中美女排决战的最值得一记的媒体花絮。
　　洛杉矶奥运的中美女排决战花絮太多了。比如，那场比赛，张蓉芳为何愈战愈勇？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那天中午她吃的是家乡菜：麻婆豆腐和五香肉丝，喝的是酸辣汤。而“大厨”是《体育报》的名记颜世雄。
　　
颜世雄：“我为女排决战前做了一顿川菜席”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哪位记者最应该去采访奥运，也许就是颜世雄，因为没有一个记者像他那样把自己交给了体育。
　　“我这辈子献给了体育事业，21岁进《体育报》，到63岁退休，42年一直吃这行饭。”那天颜世雄这么说。
　　颜世雄的电话号码是我同学何斌给的，不过他同时撂下一句话：不要让老同志太激动，他中风过。何斌曾任上海《东方体育日报》社长及总编辑，该报开张时，颜世雄曾鼎力相助.
　　但说到奥运，老同志不激动是不可能的。从我打电话给他到见面，相隔最多一小时，这期间老同志已把当年的采访证和几张剪报，还有当时中国代表团纪念章找出来了，他老伴说，如果不是她劝住，老颜还想颤颤巍巍地爬到椅子上到箱顶上找旧照片。
　　颜世雄两年前中风，现在走路也是一拐一拐，也许是两年拐下来了，动作也熟练了，除了张罗着给我倒茶，在聊天时，随时想起什么东西，就起身去拿，让人挺心慌的。但78岁的人了，说到体育，说到奥运，他井井有条，“我脑子还是可以的。”
　　“去奥运会采访，我是迟到了一届。”颜世雄言若有憾。颜世雄是哈尔滨外语大学俄文专业出来的。1981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在莫斯科举行，他去采访，报社领导对他说，其实一年前你就应该去苏联的。这指的就是莫斯科奥运会。由于中国加入美国的抵制行列，莫斯科谁都没去成。
　　洛杉矶奥运会，颜世雄再中榜。当年他49岁。“我当时连党员都不是，所以，领导对我这么信任，我很感激，也激励我好好参加报道。知道吗，我在洛杉矶近一个月，连赌城一次也没去过。”
　　颜世雄是宁波人，长在上海，读中学时就给《亦报》（后并入《新民晚报》）投稿，当时编辑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冯小秀。颜世雄一开始无非写写里弄小区的体育活动，后来到了哈尔滨，开始翻译俄文稿，有了后来颜氏体育文章的腔调。
　　“如果说有谁是我的偶像，我体育记者的引路人，那就是冯小秀。”颜世雄如今还这么说。
　　《体育报》1956年开张，那年正好颜世雄在哈尔滨毕业，铁了心地要去《体育报》，一番斡旋后终于如愿。
　　1974年后，为了解决夫妇两地分居，颜世雄回到上海，任职《体育报》上海记者站。“报社有啥重要任务，都想到我，倒不是和领导关系怎样，主要靠我这支笔。”颜世雄这句话倒不是吹牛，因为他这个直筒子脾气，和领导关系也好不到哪去，只是他这杆笔，江湖上还是可以数数的。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就和乒乓元老如傅其芳、容国团、姜永宁交情都不错，家里现在还有容国团用毛笔字给他写的亲笔信。
　　上海站记者也同时扮演着国家体委和上海地方的联络官职能，比如做奥运代表团纪念徽章。“当时代表团纪念品的事归新闻司管，那次老领导吴重远拿着徽章设计图样来上海，叫我和上海徽章厂联系，最初设计和后来的图案相仿，但在外面围了几个圈，似乎是跑道。我就提出，为什么不把这几个圈拿掉，否则我们被框死了。吴重远从善如流，接受了我的意见。直至今天我都觉得这一改动很有意义，而且胆子大，我们的奥委会标压住洛杉矶奥运会徽，而且打开框框，整个画面就活络了。”也许因为这种“活络”，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15块金牌，不过颜世雄自己亲历的金牌只有一块。
　　颜世雄负责采访球类，重点是女篮和女排，另外还有男子跳高，因为颜世雄和朱建华及其教练胡鸿飞都熟。女篮和朱建华后来获得季军，女排是他见证的唯一一块金牌，而且也许是此生的唯一，因为之后他再也没采访奥运。
　　说到女排，颜世雄一直珍藏了一个故事：中美女排决战日，颜世雄为中国女排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地点在排球馆所在的长滩，滕医生家。
　　“滕医生是外科医生，山东人，家里地方很大，也有游泳池，女排全队一大早就拉到他家里，省得到时舟车劳顿，赛前准备会也在那开的，我也在场。而午饭是我做的。”颜世雄和女排上下都很熟，他家书桌玻璃板上还压着一张大照片：在训练馆里，郎平在帮颜世雄压腿。女排领队张一沛知道颜世雄会做饭，所以抓了他的差。他也争气，做了一桌四川菜，“队里四川人多，所以我以川菜为主，不过就是在烹调时有点不习惯，美国人都是平底电炉，我弄了半天才掌握方法。”
　　冷菜是干切牛肉等，主菜是麻婆豆腐、五香肉丝，主食是炒面，加上酸辣汤，摆上桌也有八九个菜，挺好看，近20个人吃得挺香。
　　女排吃完饭，休息了会，就去排球馆得了奥运冠军，而颜世雄突然觉得有点遗憾：干吗不请女排姑娘集体签个名？
　　颜世雄说，那次奥运会感受最深的是开幕式。“每个观众都收到一个礼包，里面有各式花纸、饮料、手电，我们听口令和场上表演一起互动。后来的奥运开幕式都是跟洛杉矶学的。还有开幕式场上100多架钢琴表演的壮观，还有志愿者，后来，我听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顿时热血奔腾”。
　　他找出一份泛黄的剪报，标题是“团结就是力量”，看得出这是他比较得意的作品。“这是女排夺冠时我写的一个随笔，说的是当时全场华人为女排加油的感动，从球迷的反应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力量的强大”。
　　他说最早的女排赛场，拉拉队强大的只有日本和韩国，而中国的拉拉队稀稀拉拉，因为当时洛杉矶的华人势力左中右的都有。但随着中国军团的一路高歌，所有中国人都开始为五星红旗喝彩。到了女排决战，中国队击败美国队时，场上华人都是中国队的拉拉队，真可谓‘团结就是力量’”。
　　“我还有个很深的比较，就是美国当地华人报纸，一开始他们老爱问我们工资多少，待遇如何，我就和他们说，我们有的，你们未必有。”颜世雄这种豪气随着中国金牌数的急增而更加明显，“无论组委会，还是采访资源，当地华人媒体都无法和我们大陆相比。记得有一场篮球半决赛，记者也要凭票进场，台湾记者还是请我们帮忙，匀了一张给他们。”
　　不过这也说明，当时的洛杉矶华人小区，已经人不分左中右，都是中国奥运军团的粉丝了。而这一点，阮次山或许最有发言权了。
　　阮次山如今是名满江湖的凤凰卫视首席评论员，30年前是当时洛杉矶《国际日报》副总编辑。洛杉矶奥运会，某种程度而言，也是阮次山打响了登上中国大陆的第一枪。
　　
阮次山：“我主办了第一场当地的中国代表团欢迎会”
　　我到凤凰卫视北京会馆见到阮次山时，他刚刚做完节目。
　　他1946年出生，洛杉矶奥运会时，才38岁。“我当时一直被美国侨社及台湾方面列为左派，因为我是第一个用中新社和新华社稿件的美国华文报纸总编辑。”
　　1981年起，阮次山担任洛杉矶《国际日报》副总编辑，主持编务。“洛杉矶奥运前，当地的媒体几乎是清一色亲台湾的。洛杉矶奥运会改变了一切，所以，这届奥运会对美国华人社区的影响是里程碑式的。”
　　当时洛杉矶中文媒体，最大的有两家，一是《世界日报》，平日发行量10万左右；二是《中国时报》，七八万左右，那时刚刚在美国开张，为了这次奥运会，派了35位记者到了洛杉矶，气势很盛；阮次山的《国际日报》平时发行量也就2万份左右，和这两大报不是一个档次。
　　但在这次奥运会报道以及公共关系上，阮次山的档次超过了所有对手。他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张罗了第一个中国代表团的欢迎会；二是他把《国际日报》变成了中国记者的新闻中心。
　　中国代表团分批到达洛杉矶后，当地举办了四五次欢迎会，但第一次欢迎会是阮次山的场子，最为轰动。
　　“当时中国代表团形象大使吴家玮是我熟人，我和他联系，他极为支持。”阮次山在华人社区的人脉帮了忙。这个吴家玮在美国可谓大名鼎鼎，洛杉矶开奥运会前一年，他刚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是美国有史以来首位华裔大学校长，后来也担任过全美华人协会会长，再后来到香港出任科技大学创校校长。
　　那次欢迎会在华人区帕沙迪那的希尔顿大酒店举行，“本来我打算在环球影城的希尔顿搞的，但后来那边受到压力，我就改到帕沙迪那了。”听得出那时的亲中亲台之争还是很激烈，“欢迎会上，还有一些台湾情报人员偷偷地拍照，我就对他们说，不用拍，我告诉你我是谁。”
　　由于这是比较特别的欢迎会，所以当地警方特别重视，联邦调查局和洛杉矶警方都派员保护了这晚会。在比赛期间，亲台的那方还在《国际日报》门口涂红漆，贴标语，阮次山也“笑纳”，并把标语揭下来收藏。
　　那次欢迎会，东道花了几万美金，“钱是小事，关键这是第一场，后来大家都开始抢着办欢迎会了。”阮次山要的就是这个“头彩”。
　　第一场欢迎会荣高棠、魏纪中、屠铭德等官员都出席了，选手中有许海峰、吴小璇、邹振先等名将。“那次与会者有七百人左右，中国队来了近百人，场面很热闹。”阮次山长袖善舞，很有面子，用他爱说的一个词：档次不一样。
　　至于《国际日报》变成中国记者新闻中心，则是阮次山的一举两得。一方面阮次山广结善缘，和国内记者结下交情，国内记者人生地不熟，而且发稿困难，《国际日报》编辑部的传真机和电话线都帮得上忙。阮次山还提供盒饭服务，有时也叫哥几个一起到唐人街吃个宵夜；另一方面，《国际日报》在奥运期间的报道篇幅急遽增加，平时二十几版一直飙升到120版，稿源除了阮次山自己平时的积累，就靠这些大陆记者。有大陆记者做后盾，《国际日报》的档次又上去了。
　　“阮次山当时全文连载了我写女排的《拼搏》，标题改成《中国女排奋斗记》，不过没给我们稿费”。何慧娴事后笑着说，“中国人重回奥运大家庭，在洛杉矶奥运会是大明星，最关注我们的有三种媒体，一是美国主流媒体，二是韩国媒体，三是台湾媒体。”
　　中国女排可能是所有明星中的明星。颜世雄说的“团结就是力量”只是场上拉拉队的体现，而在美国华人小区，包括唐人街和蒙特里公园，女排决胜击败美国队后，鞭炮声大作，这时已毫无“亲中亲台”之分。而阮次山最牛的是，女排在回国前，全体到《国际日报》报社作客。
　　阮次山和女排的缘份很长。前两年袁伟民出书，阮次山也捧场，把袁伟民请到凤凰卫视的节目里怀了一下旧。
　　洛杉矶奥运会照亮了阮次山日后进军大陆之路，也点燃了他久违的体育热情。“在海外中文报纸的老总中，我体育是最好的。”阮次山从小就是校棒球队的，做过投手，后来担任外野手，看样子速度和力量都不错，最近他还想和台湾同学合作，成立个两岸中华职棒联盟。
　　他和奥运的缘份也一直在延续，1986年，他亲自带队到韩国，采访了亚运会；1987年，他换了个码头，在《洛杉矶中报》任总编辑，又去了汉城奥运会。最过瘾的可能是2008年奥运会。
　　“奥运会开幕式，三次彩排到正式演出，然后再是闭幕式，残奥委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我都在现场。然后就是我在凤凰卫视上的‘风云对话’，我采访了来北京看奥运的以色列总统、希腊外长、英国奥委会主席莫尼汗男爵。”在海外中文报纸的老总中，阮次山在采访奥运的档次上也无以复加了。
　　想想挺有意思，阮次山和练性乾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是政治记者，但偶而客串奥运，收获比专业的体育记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两人之间也惺惺相惜。那天阮次山知道我要见练性乾，给了我一张名片，特地写下手机号码，要我转给练性乾，他俩的奥运采访路分别在洛杉矶和汉城交集过。
　　“我曾建议阮次山走走梁厚甫的路子。”练性乾这样回忆。梁厚甫是中国新闻史上首屈一指的华裔海外政论家。之所以这么说，因为阮次山在汉城奥运之后，开始仗笔飘零海外写专栏，一直到1999年去台湾做英文报China News，一年后，报纸变成绿色的，阮次山自然要走人，结果到了香港，因缘际会，成了电视风云人物。
　　
张振亭：“真不巧，我见证了‘八金’，包括许海峰零的突破”
　　之所以把张振亭放在最后介绍，原意是因为他是为数不多的许海峰首金全程见证者，我想“重点推出”。但后来发现还多了一个作用，和张振亭聊着聊着，出现了主旋律：中华体育精神，这倒是出人意料的。
　　有时候冥冥中自有好安排。譬如《体育报》记者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安排，《体育报》系统有五个名额，《新体育》占去一个，其他四个给了张振亭、颜世雄、李高中和摄影师王洪俊。
　　“我们派出了实力最强、最有经验、文笔最好的记者去了洛杉矶。”张振亭还少说了一个：理论水平最高的。
　　1984年张振亭刚刚升为副总编辑，那年他44岁，正当年。他的特长是新闻评论。“我从高中时就开始订《体育报》，记得高一开学那天回家，《体育报》的头版头条是乒乓球世界杯，郭跃华和李振恃分居冠亚军，印象深刻。那时候，我就知道，《体育报》有个写豆腐块评论文章的张振亭，几乎隔期就出现。当时《体育报》是周三版，一三五出报的，如同现在的《体坛周报》，后来我知道，张振亭偶而写些特写，相当有文采，1981年诺维萨德世乒赛，他写郭跃华的特写‘大海弄潮’是最早的乒乓佳作。”
　　张振亭本来就是学中文的底子，他家乡在山东济宁专区汶上，196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之后晋京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文艺报》，文革中进干校，1973年恢复工作时，他不想回作协，组织上就介绍他来《体育报》，也许世上少了一个纯作家，但多了一个体育评论家。
　　“一开始我还是有想法的，但后来发现，体育这一块有很多文章可做，虽然是蹦蹦跳跳，但里面有深刻的内涵，尤其到了奥运会，我看历史文件，再结合历史背景，觉得很能折射中国人的命运。”
　　中国体育人的命运在洛杉矶奥运会完全改变，许海峰的零的突破给了张振亭强烈的冲击，他在现场见证了全过程。
　　“李高中、颜世雄他们采访能力强，所以我把采访难度大的一些最重要项目如球类和田径体操分给他们，我分了几个相对小一点的项目如举重、击剑、射击，谁知不巧，我采访到了中国队八块金牌的收获，其中举重四块，击剑栾菊杰一块，还有射击三块。当然最激动人心的是许海峰的第一金。”张振亭说得很谦虚。需要补充一下，在去洛杉矶前，张振亭就发着低烧，打完针上的飞机，到了洛杉矶，采访了半程，他的病才好透。说起来，他是带病去见证许海峰创造历史的。
　　洛杉矶射击场在洛杉矶郊外的普拉多，离新闻中心约有170公里，大巴开得又慢，路上要占去近两小时，加上许海峰并非夺标大热门，所以那天早上去看男子自选手枪比赛的记者并不多。
　　当时大热门是瑞典著名枪手拉贾斯卡纳克，这是奥运史上数得着的人物，一方面因为他成绩好，取得过一次冠军，两次亚军，一次季军，另一方面还因射击生涯长，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旗开得胜后，一直打到1996年亚特兰大，堂堂七届奥运国手，比我们的王义夫还多一届。
　　1984年，拉贾斯卡纳克已经50岁，但状态正佳，记者们捧他场也是有道理的。至于在40号靶位的83号中国射手许海峰身后，除了几位中国记者，只有他的教练张福。
　　“打到中间时，我悄悄问张福，张福笑笑说，问题不大，而且现在注意力都在瑞典人那，对我们是好事。”张振亭至今记得，“打到第三组时，许海峰还失踪了一会，后来发现他自己找地方去休息一下，调节自己的情绪。”
　　许海峰最后一枪打出后，10环，以566环取得冠军，老拉贾斯卡纳克565环，屈居亚军，王义夫再少一环，季军。
　　“最感人的一幕是我们的两位老主任陈先和黄中冲上前去，抱住许海峰就亲吻，确实，我们以前参加奥运都是零蛋，这次首次全面参加就突破了，而且后来一突破就哗哗地拿了15块，太解气了。”只是28年后，张振亭有一个小遗憾，“假如再叫我回头写这零的突破，写出来的肯定不是这深度，当时毕竟对体育，对奥运研究不深，采访得不够细，怎么写这种历史的大场面，我心里还是没底。”
　　说是这么说，普拉多的枪声，张振亭躬逢其盛，也激情洋溢地展现给国人们了。
　　其实除了许海峰，其他七金的报道，给人印象也很深，当时他写栾菊杰的名句：“她左手握的是宝剑，右手握的是和平”，至今耳熟能详。
　　洛杉矶后，张振亭再也没有回到奥运第一线，但之后历届奥运，一直到悉尼，他一直坐镇大后方。1993年他升任《体育报》总编辑，主持报道了亚特兰大奥运。之后他去党校学习了半年，正好给他一个沉淀思考的机会。因为从洛杉矶回来后，张振亭就在琢磨：体育到底是什么，奥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同时，对金牌的追求那么迫切？
　　体育才子评论员，写出了漂亮的答案。张振亭很快组织撰写了六篇长篇系列评论“论中华体育精神”，不仅在圈内广受重视，连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都予以好评。
　　2000年，张振亭退了下来。12年来也有三届奥运会，特别是北京奥运会轰轰烈烈，不过他没有到现场，而是在家里看电视。
　　那天临分手前，我问他两个问题：一是他心目中的《体育报》采访奥运会的全明星记者阵容是哪几位？二是如果再有机会写评论他会写啥？
　　对于第一个问题，老同志沉吟了半天，最后还是没说，只是说《体育报》人才济济，难以选择；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说得很干脆：
　　“以前我对体育含义、体育本质的理解，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体育如何振兴中华民族精神，现在再看，角度会不一样。体育不应承担过重的政治的压力，体育本身也不见得完全具备振兴民族精神的功用，虽然以前起过作用，如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生活内容丰富了，体育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应该有新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