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锋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对1991至2011年11届中国范长江新闻奖评选共109人的分析发现，范长江新闻奖评选结果总体呈正态分布，集中度高，精英化取向显著；奖项评选在坚持精英导向的同时亦体现出一定开放度和包容性。但评选也存在政治介入的迹象较为明显、官本位倾向较为严重、对媒介发展现实的反映滞后等问题。
　　【关键词】范长江新闻奖　统计分析　反思　
　　【中图分类号】G211
　　管理者通常运用奖励来激发人们高水平地从事某项工作，藉此树立典型或模范，实现预定的组织目标①。新闻行业的奖励是为彰显和维护该行业的核心价值理念或最高目标规范而设立的荣誉评选制度体系，它对从业者具有刺激或引导作用，是现代新闻业发展中重要的“柔性”控制机制和动力机制。
　　1991年，中宣部批准设立“范长江新闻奖”，定位于全国中青年记者的优秀成果最高荣誉奖。范长江新闻奖评选20年的历史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91~2004年是探索期，奖项最初每3年评选1次，每年选出10名正式获奖人和30名提名奖获奖人；从2000年起，每两年评选1次并取消提名奖。这一阶段该奖在评选周期和获奖人数等方面变化较大，尚未形成稳定的评选制度与操作模式，处于探索阶段。从2005年至今是逐步定型期，根据中央发布的《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范长江新闻奖和韬奋新闻奖于2005年合并为“长江韬奋奖”，评选周期由两年缩至一年，每届评选获奖者20名，但仍区分“长江系列”和“韬奋系列”，两者各评10名。在此期间，评选规则虽然每年都有修订与补充，但总体上保持稳定，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评选范式。
　　自1991至2011年初范长江新闻奖评选了11届，共有109人获此殊荣。本文以11届范长江新闻奖（含2005年以后的“长江韬奋奖”中“长江系列”）正式获奖者相关信息为研究对象，引入定量统计工具，对该奖评选结果进行多维描述，藉此透视奖项的生成机制及其利弊得失。
　　
一、获奖者个人属性的统计分析
　　1.获奖者的自然属性：性别、民族和获奖时年龄统计
　　性别、民族和年龄本是人的自然属性，但亦是牵涉公平与和谐的社会议题。在109名获奖者中男性87人，占79.8%，女性22人，占20.2%，男女性别比接近4：1。其中，第六届获奖者全为男性，是唯一一届没有女获奖者的评奖结果；但在第八、九、十届中女性所占比例有所提升，第八届中男女比例达1:1，为历届之最。对获奖者民族特征的统计发现，在109位获奖者中，汉族共94人，占86.2%，少数民族为15人，占13.8%。少数民族获奖者中，藏族6人，蒙古族3人，维吾尔族和满族各2人，回族1人。
　　范长江新闻奖最初设置时曾明确面向中青年记者，1990年制定的《范长江新闻奖评选办法》规定参选者年龄不超过55周岁，2005年曾把范长江新闻奖参评者年龄规定为50周岁以下，但后来又取消了这项限制。统计发现：获奖者获奖时的平均年龄为44.68岁；中位数值为45；有4个众数各为38、40、47、50，出现频次均为8次以上②。最年轻的是第5届获奖的32岁女记者王瑶，年龄最大的是第7届的王喜佳和第11届的贺延光，获奖时年龄为59岁。历史上，范长江早在26岁已是名记者，但获奖者获奖时大多已进入中年期，青年获奖者甚少。
　　2.获奖者的文化属性：最高学历、所修专业、培养院校统计
　　学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获奖者的受教育水平。本文把获奖者的最高学历分为高中以下、中专与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五类。统计发现，有63位获奖者是本科学历，占总数的57.8%；其次是高中以下学历23人，大中专学历14人；硕士学历7人，博士学历2人。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七届起已连续三届鲜有大专以下学历的获奖者，研究生学历获奖者逐渐增多，最近两届均出现了博士学位获奖者，这表明获奖者的学历要求有走高趋势（见下表）（见本期14页）。
　　　　专业是指根据学科分类和社会职业分工需要分门别类进行高深专门知识教学活动的基本单位，它表明受教育者系统掌握了某一领域的知识。④本研究中的专业是获奖者修读最高学历时所学专业。在86名拥有大专以上学历（高中及以下学历无专业区分）的获奖者中，修读新闻专业者37人，占43％；修读非新闻专业49人，占57％。在非新闻专业者中，修读中文/语言文学的有28人；艺术类和经济类各5人；哲学、历史、法律专业各3人；理工科专业2人。总的来说，“科班出身”的新闻学专业获奖者占有优势。但新闻报道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很强的领域，加之当今新闻媒体内容覆盖范围广，需要多学科的滋养，故而文、史、哲、法、经、艺乃至理工科出身者亦占有一席之地。
　　3.获奖者的社会职业属性：工龄、职务级别、职称分析
　　工龄的长短标志着从业者参加工作时间的长短，也反映了它对社会和媒体的贡献大小和知识、经验、技术熟练程度的高低。统计表明：获奖者平均工龄为20.58年；众数为20，其出现频次是13次。工龄最长的是第十届获奖者、解放军报高级记者乔天富，长达39年；最短的是获第5届范长江新闻奖的女记者王瑶，仅10年。职务是在科层制组织内部履行一定职责并行使特定权力的岗位。统计表明：获奖者为普通群众（无职务）者29人，占26.6%；初级职务者（媒体基层干部如科长或组长等）14人，占12.8%；中级职务者（媒体的中层干部，部门主任）42人，占38.5%；高级职务（媒体最高官员或副职官员）者24人，占22.0%。即73.4%的获奖者是媒体干部，而中层干部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高级职务，再次是初级职务。在获奖者的职称方面，53人是高级职称，44人是副高职称，12人是中级职称。
　　
二、获奖者所在媒体属性的统计分析
　　1.获奖者所在媒体的地理属性：区域分布和集中度分析
　　统计发现：有69位获奖者所属媒体位于华北地区，占63.3%，其中位于北京的有50人，占华北地区获奖总数的86.21%；其次是东北和西南地区，各9位获奖者，分别占8.3%；华东地区8位，占7.3%；再次是西北地区7位，占6.4%；最后是华中和华南地区，分别为4位和3位。显然，评选结果的区域分布与我国媒体市场资源的分布并不吻合，媒体发展较薄弱的西北地区获奖数还远高于媒体高度发达的华南地区，可见评选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倾斜取向。
　　获奖者所在媒体呈高度集中态势，《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位于第一方阵，获奖超过6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位于第二方阵，获奖超过2次；其他媒体处于第三方阵，获奖为1次（见右表）（见本期15页）。
　　2.获奖者所在媒体的社会属性：媒介载体和细分类型分析
　　媒介类型是依据新闻信息传播的物理载体或渠道方式的分类，主要包括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和通讯社等。范长江新闻奖的获奖概率是否与媒介类型及级别有关呢？获奖者所在媒介类型和媒介级别的交叉列联表分析发现：获奖者中在报社工作的获奖者人数比例最大，共有52人，占总数的47.7%；广播电台25人，占22.9%；电视台23人，占21.1%；通讯社9人，占8.3%。网络媒体尚无入选案例。媒体内容细分类型统计发现：获奖者所在媒体中，有87家属综合类媒体，占79.8%；细分性行业媒体仅22家，占20.2%；行业媒体中，仅《解放军报》就有7个，占行业媒体的36.8%。
　　3.获奖者所在媒体的政治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及行政级别分析
　　我国新闻媒体属上层建筑范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媒体已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多元化格局，不同媒体的意识形态强弱程度不同。本研究把政治色彩较强的媒体（如党报、电视台综合频道）界定为意识形态较强的政治性媒体，把产业属性较强的媒体（晚报、都市报等）界定为强意识形态较弱的市场化媒体。统计发现，范长江获奖者所在媒体89%属于意识形态较强的政治性媒体，仅有11%的媒体属于意识形态较弱的市场化媒体。
　　在中国大陆，据各新闻媒体的覆盖范围和目标定位不同而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一般有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和县级之分。不同行政级别的媒体在获取资源的机会上有显著差异。从媒介行政级别上看，获奖者所在媒体为国家级的有59个，占54.1%；省级的有46个，占42.2%；地市级的有3个，占2.8%；县级的仅1个，占0.9%。由此可见，96.3%的获奖者是在国家级和省级媒体工作，其级别越高，获奖可能性越大。此外，获奖者所在媒体级别与媒介类型的交叉关联分析发现，在国家级报社单位的获奖者人数达35人，占总人数的32.1%，即中央级报社是获奖几率最高的媒体（见表）（见本期16页）。
　　
三、成绩与思考
　　经过20年洗礼，范长江新闻奖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评选机制，已发展成为国内新闻界知名度最高的三大奖项之一。其成绩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评选结果总体呈正态分布，集中度高，精英化取向显著。举凡世界范围内荣誉含量高的重大奖项，均有高度集中、精英化的特性。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大多是出身于重点院校或研究院所、受过以新闻学专业为主的专门教育、取得高级职称、工龄在20年左右的中年记者。就获奖者所在媒体特征而言，大多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尤其是规模和社会影响较大的中央级知名媒体，这与我国当前媒体优势资源的分布格局是大抵相符的。就代表作而言，大多是以通讯和评论等体裁为主的，以深度报道、连续报道和系列报道等非事件性新闻报道为代表的优秀作品，它们主要关注时代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国计民生，凸显了现实国情之下我国新闻报道的主流价值取向。
　　其二，奖项评选在坚持精英导向的同时亦体现出一定包容性。作为官方指导的新闻行业级别最高奖项，范长江新闻奖实际上被赋予了广泛的社会意涵，奖项评选不仅要向外展示优秀的典型人物和代表作品，还肩负着维系社会和谐、传达公平理念、弘扬人文关怀等多重使命，彰显一个时代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力量。为防止性别偏见，奖项对女性申请者给予关注，使得近年来女性获奖者所占比例与传媒行业中的男女性别比例基本接近；为促进民族和谐与认同，在评选中对少数民族给予充分关注，其获奖者比例高于少数民族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这些都显示出奖项的包容性。在开放性方面：获奖者既有名校出身亦有自学成才者，不以学历和名校出身论英雄；虽然重点大学教育背景在获奖方面具有优势，但非重点大学者亦有参与机会。奖项的开放和包容，与其说是一种妥协和通融，不如说是对复杂现实国情的积极回应。
　　其三，奖项评选在坚持基本规则的同时亦伴随时代进步而与时俱进，对时代观念的嬗变予以积极回应。奖励的评判过程在本质上是一套价值评判机制，既然是价值判断，就受到特定时代评价者的价值观的影响。统计发现：时代的价值观明显影响到评判的价值观，使得范长江新闻奖的评判标准处于动态微调之中。就代表作品的报道对象来看，由最初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为主导，演变为当前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国计民生共同主导的新格局，表明评选者日益重视平民化的人文视角；就代表作的价值取向而言，由较早的正面讴歌报道占主导的一元化格局逐步演变为正面、中性和揭露性报道三足鼎立之格局，表明评选者更加注重传达草根民意。
　　在肯定范长江新闻奖评选成绩的同时，也应正视存在的一些矛盾方面。其一，评选存在政治标准与新闻专业标准之间的矛盾。范长江新闻奖评选历来强调“党性原则”。以获奖者媒体的级别及意识形态属性进行交叉分析显示，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级媒体获奖数量达56个，占获奖总数的51.4%；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省级媒体获奖数量达37个，占获奖总数的33.9%，两者之和达85.3%；以代表作品的报道对象及其价值取向做交叉分析发现：赞扬讴歌式报道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代表作品有37件，占总数的34.0%，而负面揭露式报道重要人物的代表作仅1件，占0.9%。受政治框架的束缚，获奖者的代表作“共性有余，个性不足”，⑤缺乏贴近基层的亲和力和新闻精神的穿透力。有论者认为它“没有摆脱评劳模的思维框架”，乃“政治要求与偶发新闻事件相结合的产物”，⑥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建议今后在具体的评选中更多考量新闻规律，彰显奖项的专业理念。
　　其二，评选存在官本位导向和基层群众导向的矛盾。纵观全部10届范长江新闻奖评选结果，除第二、第四届之外，获奖者中领导干部均超过70%，普通记者获奖比例不足三成；其中，第一、第八、第九届最甚，仅一名普通记者获奖。不仅如此，基层干部获奖概率又远低于中高级职务的干部。而从范长江自身经历看，他在成为名记者前后并未担任过干部，解放后基本上是被边缘化的干部，后遭迫害而死。既然如此，为何现今获奖者大都是媒体的中高级干部呢？所幸主办者已经考虑该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纠偏，最新的评选条例规定，厅局级参评者的获奖比例不能超过20%；副部级（含副部级）以上的新闻单位负责人不参评。第十届范长江新闻奖评选中，官本位倾向有所改善。
　　其三，评选存在传统思维框架与新闻行业变迁加速的矛盾。部分评选者的思维框架尚停留在奖项设置之初的媒介环境，评选结果与当下的媒体发展实情有所偏离。统计发现：在获奖媒介类型分布上，报社居首，其后依次是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其中报社获奖数是电视台的两倍有余，广播电台的获奖数还超过了电视台。这显然与当前媒体市场格局不匹配，就综合影响力而言，电视台较报社及广播强势。即便在纸媒获奖媒体中，获奖者又高度集中于日报，而在民间影响较大的周报、专业报及新近勃兴的财经报纸等均无获奖案例。获奖媒体高度集中于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党报党台，在市场上影响较大的晚报、都市报及非时政类电台频道获奖者甚少。实际上后者在受众覆盖范围、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诸层面皆已超越前者，成为事实上的主流媒体。⑦此外，面对社会影响日益增强的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快速崛起局面，长江奖不妨给予足够关注。■
　　（作者系江南大学数字媒体学院报刊发行研究所所长。本文系江苏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把文化产业培育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路径与对策研究”〈编号：BR2012005〉江南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编号：JUSRP11229〉的部分成果。本研究部分数据由本科生马慧卿收集，特此致谢）
　　
注释：
①赵振宇：《奖励的科学与艺术》第2页，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版
②中位数是指将统计总体当中的各个变量值按大小顺序排列起来，形成一个数列，处于变量数列中间位置的变量值就称为中位数；众数是指在统计分布上具有明显集中趋势点的数值，或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值。
③表中有效百分比指某选项频数在有效样本（除去缺失样本）中的比例，累计百分比是各子变量所占百分比的累加。
④薛国仁等：《专业: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中介概念》，《教育发展研究》1997年第4期
⑤吕晓霞：《中美新闻价值观的异同：从范长江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说起》，《新闻爱好者》2002年第3期
⑥郑亚楠：《范长江新闻奖的精神寻找》，《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⑦陶海音：《新媒体时期党报更应加强舆论监督：兼论警惕主流党报边缘化趋向》，《传媒》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