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长晖
　　近年来，国内传播学界一直在努力探寻的一个课题就是：经过长期的引介、学习，已届而立之年的中国传播研究该去向何方？对此问题，浙江大学吴飞教授的著作《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以下简称《火塘》），①可以视为颇有些“另类”的思考和探索。
　　一如作者所言，这项研究是围绕着位于滇缅边界的独龙族生活区域展开，这也很自然地让笔者想起此前云南大学郭建斌教授的博士论文《独乡电视》。两者选择了同样的研究对象，并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重合之处。不过，仔细读过之后，还是感觉两者有很大不同。郭建斌的著作立足于揭示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进入独龙族的日常生活后，从外在形式（电视机）到内容（电视节目）对当地少数民族生活产生的影响；而吴飞的《火塘》更注重在一种社会传播网络环境下，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纠结”。换句话说，《火塘》也许会被很多人定义为一部社会学（或者传播社会学）著作，因为其研究视角立足于传播，又超越了传播学的既有框架。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从社会的大环境下来研究某一特定的传播行为，而不能仅仅关注这一传播行为的本身”。
　　其实，将该研究及著作归属于哪一具体学科并不重要，更为关键的是，该研究让我们关注到这样的问题：在独龙江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社区，当火塘、教堂、电视三种传播方式已经成为一种相互勾连在一起的文化传播网络时，它们又是如何作用置身其中的人和交覆其间的社会。无疑，《火塘》就试图在这样一种问题导向下给出自己的答案。读过《火塘》，笔者感觉有这样几点启示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关于“传播”的再定义。
　　邵培仁教授在《传播学》一书中将既有的“传播”定义概括为五大类，分别是“共享说”、“影响说”、“反应说”、“互动说”、“过程说”。 ②而詹姆斯·凯瑞则提出传播的“传递观”与“仪式观”加以区分。凡此种种，无疑都从各自角度揭示出传播的某部分特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想要以某一个传播定义来涵盖浩渺无边的传播现象，尤其是不同视野观照下的传播现象，显然是力不从心的。一个可取的办法可能是根据不同的研究路向确定传播的定义，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火塘》所做的研究来看，作者明确提出研究的取向：将文化传播的符号过程与使用者的解释过程结合起来加以分析。而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更提出“传播网络”的概念。在这里，“传播”与“传播网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播是“一种人类行为结构，是一种表达形式的总和。”它是在一张张布开来的网络中进行的，对此，我们不得不用上“文化”这个概念。因为正如齐美尔所言，“即使是最为普通、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 ③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观照独龙族社区，就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各种传播媒介产生的影响上，而已经进一步扩展到两种（甚至更多）文化的对话上面。只不过，这种对话的展开依然借助了各种媒介，而对话中的人就身处于媒介所编织成的“传播网络”当中。并且这个编织网络的过程一直是一个被动与主动相结合的过程。甚至在特定的条件下，独龙族的某些人已经凭借着传播网络的编织占据有利地形，获得了对各种资源的优先利用。
　　第二，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一直以来，在传播研究过程中，总有方法论之争。不少学者指出，目前的中国传播研究严重缺少实证研究。这是确确实实的，只不过在承认这个前提的同时，笔者更想补充一句：当下被归类为定性研究的诸多作品，事实上也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定性研究。伊利诺伊大学的张惠晶博士曾提到，真正学术层次的质化研究更需要研究者的水平，更能体现研究者的用心。而就笔者有限的阅读来看，国内的传播研究在质化研究方面的拓展更多地体现在历史分析方法的运用上。像郭建斌、吴飞、李霞等所做的民族志传播研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就不仅仅是研究本身的意义，更是方法论拓展的意义了。不过，吴飞在书中也提到，作为一种质化研究方法，民族志也不是没有受到挑战和责难。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代表性问题，如何赋予对一个社区的研究以普遍的代表性。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赞同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民族志研究的意义在于提供一种类型比较的参照，而不过分追求“一滴水看见整个大海”的推演。再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不同社区的研究其实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这有点类似于一张拼图，虽然每一个个案都无法展示图画的整体，但每一个个案对于整体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关于独龙族的媒介接触与文化惯习。吴飞教授在书中提到，独龙族区域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社区，生存竞争的压力更多的是来自自然界，反而不是人与人之间。换句话说，这里的人多少有点乐天知命，所以也间接导致了教育推广遇到一定阻碍。然而，正如经典传播学理论已经指出的，传播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共产党宣言》也写道：“由于交往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尽管相对封闭，可是各种传播形态都在独龙族社区中扮演了各自重要角色。吴飞教授成功地撷取了火塘、教堂、电视这三个具体媒介，分别表征着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三种不同的传播类型。也许，要立即补充说明的是，在该研究中，每一种传播类型都是被作为一种传播网络来看待的，这是因为火塘、教堂、电视首先都是抽象指示性的，并没有排除其他同类型媒介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传播不仅是一张网，而且是一张动态的网，人就挂在这样一张传播网络上。对于这一点，《火塘》概括了五大特征：⑴社会传播网络是人的社会化过程的产物；⑵社会传播网络是社会互动的结果；⑶社会传播网络是人社会关系的体现；⑷社会传播网络对个人来说是有效益的；⑸社会传播网络是相对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火塘和教堂具有较为明显的传统特征，而进入独龙族日常生活才两三年时间的电视则代表了大众传媒现代征服的步伐。
　　尽管只有两三年的接触，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来临，还是改变了独龙族人的日常生活，“大众传媒重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想象”，像龙齐新那样的人就说出了“人生活在这里太苦了，这里没有出路”这样的话。无独有偶，柯克·约翰逊在对印度两个村庄的调查中也提到，电视助长了消费主义精神，对传统乡村生活方式构成了冲击。④
　　这样，在两种文化的对话中就引出一个问题：政府大力推进的开辟道路、架设电话、村村通等等工程，对类似独龙族这样的社区居民来说是喜是悲？尤其是，编织传播网络能力的差异几乎就等同于话语权的差异、发展权的差异，而在任何一个社区，这种差异都是必然存在的，于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积聚又一次以突兀的等级制形式呈现。书中也提到，独龙族居民的本土文化消退得非常快，而他们本身对此并不是太在意。甚至可以想象，不少人出于发展的目的还主动参与了这一进程。而对这种文化消退现象能够保持敏感的，却只是远离这些地区生活在大都市中的研究者。这多少是一个悖论。
　　总之，《火塘》这本书所展开的传播学研究，除了揭示研究内容本身之外，还预示了研究者研究的路向——这是一个起点。这一点也是吴飞教授在书中特别指出的，传播网络带来了社会权力的变化，掌握了新的话语权力的人，就能参与构建更高级更复杂的传播网络。由是，传播网络本身就处在不断的演进、变化过程中，那么，一个新的猜想即由此而生：倘若独龙族人大量接触手机、互联网，境况又是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浙江大学博士生）
　　
注释：
①吴飞：《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后文引自该书内容不再一一注出。
②邵培仁：《传播学（第二版）》第56~5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③转引自戴维·英格利斯：《文化与日常生活》第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④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乡村的民族志调查》第18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