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碧霄
　　【本文提要】本研究考察1949年至1952年间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和上海新闻学校对新闻从业者的整编改造，探讨该新闻教育机构在新闻从业者职业意识与角色身份转换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在人事整编中，华东新闻学院和上海新闻学校发挥了临时接纳和改造旧有新闻工作人员的作用。在华东新闻学院成立之时，其学员还不具备“国家干部”身份；而在第二次整编之时，私营报业的旧报人是“国家干部”的观念，在上海新闻学校成立之前，就已经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之中被提出和贯彻，并成为这一群报人的新身份认同。
　　【关键词】上海新闻学校　华东新闻学院　人事整编　改造　【中图分类号】 G210
　　1949年后，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源地和私营报纸最多的城市，其私营报业改造过程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华东新闻学院和上海新闻学校是1949年到1952年上海私营报纸人事整编中的重要机构，它们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是在私营报纸机构组织人事整编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1950年《大公报》进行初步人事清理时，提出了“确定编制”的概念，到1952年私营报业思想改造进行到尾声之时，报人“国家干部”的身份转换最终完成。在此过程中，华东新闻学院和上海新闻学校这两个机构作为人事整编中“国家干部”身份得以最终顺利确立所倚仗的工具，发挥了何种作用？其过程如何？这是本研究将要探讨的问题。
　　
一、中共推行报纸分工政策开局不利与《大公报》第一次人事整编
　　1949年私营报纸重新登记注册营业之后，上海曾有的全国性大报面临着降格为地方性报纸，进而要按分工进行报道的问题。中共的文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报纸分工问题，是在1949年5月9日中共就大城市报纸问题回复南京市委的电函：“大城市中，除党报外视情况需要再办一两家报纸或若干家非党进步的报纸，以联系更广泛的阶层，根据平津经验是有利的（这些报纸既有党员在内工作当然更好），但报纸总数亦不宜过多，以免纸张和人力和销路和各报分工发生困难……”①
　　报纸分工的格局全面确立，则是在1950年3月4日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明确上海四大报纸的分工情况是：《解放日报》面向政府和党的干部，《新闻日报》面向工商界，《大公报》偏向商界和高级知识分子，《文汇报》则面向青年知识分子。②这次工作会议后，上海报业的领导机关根据会议精神，研究各私营报纸的分工问题。最后讨论达成的共识主要有二：一是“上海的报纸太多，群众不需要那么多种的报纸”；二是要“调整集中办好一两张报纸”。③1950年6月9日，夏衍在上海新民报社进行了一次讲话。他进一步深化阐明了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说法：“报纸站在人民方面讲，是人民的喉舌；站在政府方面讲，是政府的耳目。若要完成这个任务，各报必须分工，并且要各得其所。”④让曾经是全国性大报的《大公报》《文汇报》和《新民报》这样的报纸进行分工，各自服务于不同的、由中共所划定的特定社会群体，是要完全转变其“全国大报”的自我角色定位。
　　一方面，中共开始大力倡导各个私营报纸进行分工；另一方面，1949年以后各私营报纸经营困难，分工使得报纸销数不增反减，严重影响中共改造私营报纸的进程。以《大公报》的情况为例，当时的副总编辑李纯青1950年提交新闻出版处的报告指出：从1949年6月开始，《大公报》的营业一直亏累，业务不能维持。在1950年最初几个月，困难情形特别严重，差不多全部收入不够开销。一年间营业缩小了三分之二，但人事配备没有什么变动。全馆职工483人，（今年２月）销9万份报和销4.6万份（最少）报都用这么些人。薪水支出多至占现支出百分之三十三，平常约占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⑤经营困难，成为中共推动报纸分工的一个难点。裁员，开始提上日程。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大公报》依照上海市劳动局指示，由行政、工会两方面各推选代表10人成立“上海《大公报》馆管理委员会整编节约小组”主持整编工作。该小组共有成员20名，其中行政代表和工会代表各10名。⑥1950年7月18日和7月25日《大公报》馆管理委员会整编节约小组进行了两次会议，讨论并制订了该小组的章程。⑦经过行政和工会双方代表协商，拟定了一份编余人员名单。这份名单中确定被裁退的人员包括：经理部共11人、编辑部共7人、工厂共25人、杂勤共36人，⑧这份名单的人数总和为79人，占到当时《大公报》员工总数483人的16.4%。
　　在该项裁员部署完毕之后，管理委员会整编节约小组在1950年8月27日上交了上海《大公报》报馆暂行编制草案。决定整编之后《大公报》的编制为经理部107人、编辑部（包括驻外办事处）91人（其中采访部24人，编辑10人）、工厂134人、勤务57人。经理部、编辑部、工厂和勤工四部门共389人。⑨这个裁退人员的方案遭到了《大公报》内部部分员工的激烈抵抗，被裁退的员工联名写信给上海市市长陈毅，拒不接受裁员。⑩
　　据陈毅当时的回复，“此次《大公报》内部整编……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当事情闹得最紧张时，……公安局并出动了警备车，如临大敌……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11]可见，《大公报》整编事件在报馆内部引发了较为激烈的冲突，已到需要调集警力以防止发生暴力事件的地步。正如陈毅所说，“事情已经解决，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公报》第一次大规模裁员清理和设置编制引发的激烈冲突使中共当时负责私营报业改造的领导机构新闻协会党组（简称“新协党组”）意识到，要解决人事整编的问题绝非一日之功，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动用更多的组织和渠道来解决问题。
　　
二、华东新闻学院——旧有新闻人员暂时收容所与改造地
　　在《大公报》进行第一轮人事整编时，华东新闻学院已经于1949年7月在上海成立，改造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遗留下来的旧有新闻人员。1950年人事整编之后，又有人进入该校学习。该学院的具体主管部门是上海市军管会文委会，该校首任院长为恽逸群，后由张春桥接任，教务长为王中。该学院曾先后招收3期学员，于1952年10月停办。[12]
　　聘请的兼职教师有陈虞孙、姜椿芳、王芸生、杨刚、夏衍等人。该学院分为三个班：新闻讲习班、新闻研究班和新闻专修班。讲习班招收的主要对象是社会进步知识青年，经过短期培训以供新闻单位使用。1949年11月以后，华东新闻学院开设研究班，招收的主要对象是旧有的现已失业的新闻工作人员。学习期限为半年，以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为主。该学院政治学习的课程有中国革命问题、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人民民主专政、革命人生观、思想方法、思想与作风、时事学习等。学习的方法主要包括：听报告、自学文件、分组讨论、下厂下乡劳动锻炼、调查研究、写思想总结等。专修班成员由前两个班继续留校学习和新闻单位保送来学习的人员组成。
　　从1952年10月华东新闻学院停办时留下来的学员总结提纲大致可以知道，该机构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一方面是接收1949年大量私营报纸人事整编后被裁退的人员，另一方面对这些人员进行更仔细的政治身份和态度甄别，从而为进一步的人事清理打下基础。当然院系的课程设置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旧有新闻人员思想改造的，这可以从该机构为其学员的自我评价起草的提纲中看出来。这个提纲分为三个部分：历史自传、学习收获和主要优缺点。历史自传部分要求详细交代姓名、过去曾用哪些名字、什么时候用什么名字、年龄、籍贯、出身成份、家庭状况、学历、经历、社会关系、参加过什么部队、参加过何党派政治团体等。在交代完了上述内容之后，还要求列出15岁以后的大事记，写明正确认识自己思想的形成、变化发展之主客观条件过程及基础。特别对重大转变着重说明，并以现在的正确立场、概念方法加以分析，作为今后努力之方向。与其他两个部分相比，历史交代的部分占据整个自我评价提纲的相当大部分。对入学学员查三代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该学员及其主要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的全面政治考察，为随后进行的人员筛选和任用提供全面参考。
　　第二部分要求交代入学动机（刚入学时的思想状况及表现，以及有无变化）、学习成绩（现在有无进步？在思想行动、学业上有何表现，进步速度如何？为什么？以及进步的原因与过程），需要具体说明自己进步是受到哪些人、哪些事的影响。这部分基本和后来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采用的思想汇报的写作方式较为接近，采用不断重复进行的听课、记笔记、群众讨论等方式对学员进行教育。
　　第三部分个人主要优缺点则着重于思想意识与政治觉悟程度方面。在第三部分的最后一条的最后一个小分支才有提到要交代自己对与新闻业务知识相关的办事能力、写作能力、各种科学知识、外国语文程度、有何特殊技能等评价。[13]通过这个提纲，大致可以确认华东新闻学院对学员的要求重点在于交代历史问题，并进行初步的政治思想改造。
　　当上海私营报纸思想改造开始时，华东新闻学院已经基本完成其旧有新闻机构工作人员政治身份识别和初步改造的工作，并退出历史舞台。
　　
三、上海新闻学校——从民间报人到国家干部的工作分配站
　　1952年10月华东新闻学院停办、上海私营新闻业五家报纸停办之后，上海新闻学校经过两个月的筹划，于1953年成立。从新协党组书记陈虞孙上报成立新闻学校的请示开始算起，到该校校长出具的结束该校方案的请示结束，这个机构大致存在两年多的时间。[14]上海五家私营报纸的思想改造已于1952年10月结束，但是人事整编的工作仍然在进行。此时，《文汇报》更为明确地定位于教育界，发行状况开始好转，《大公报》则已经决定迁津。由于迁津后的《大公报》人员主体为天津《进步日报》员工，因而遗留下大量的《大公报》留沪人员安置问题。
　　据陈虞孙上交华东新闻出版处的关于上海新闻学校成立事由的报告，除了《大公报》以外，还有1952年决定停刊的《上海新闻》以及私营广播电台停业后成立的公私合营电台整编出来的共466人（包括教师、职员在内），经市委同意成立该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业务学习后，分别介绍职业。[15]上海新闻学校校长鲁平则明确指出了上海新闻学校名为学校，实为临时性的训练机构，经短期教育即分配工作。[16]在1952年底1953年初思想改造再次清理出一批需要安置的旧新闻机构人员时，《大公报》的公私合营早已完成，《文汇报》也在1953年1月1日实现了公私合营，邮发合一已经成为较为稳定的发行制度，此时人员的定位和去向也已基本清楚，所以此时成立的新闻学校就带有了职业介绍的过渡机构的意味。当然，这个机构不同于自由市场条件下的职业介绍机构，它是由新协党组直接领导的、单位目标指向明确、意在把旧有新闻从业者打散并安排至新成立的国家控制的单位之中的机构。
　　上海新闻学校学员的主要来源第一类是上海《大公报》迁津后留下的工厂、经理、编辑（人数最少）部门人员（计250人），英文《上海新闻》（30人）、《亦报》（39人）、《密勒氏评论报》（5人）三报停办后，所有人员全部或部分转来新闻学校；第二类属于《新闻日报》、《文汇报》、《新民报》、联合电台等四个单位在思想改造后整编出来的66人。[17]这些人被分在三类班级，分别是研究班、进修班和文化班。三个班共420人，其中研究班42人，进修班208人，文化班高级班75人，中级班51人，初级班44人。[18]此外由有关单位调来干部22人，担任教职员工工作。
　　上海新闻学校对人员的清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进入学校的旧有新闻人员降薪；二是继续通过开展政治运动，并根据运动中这些人员交代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对其进行工作分配。调整工资是在对“忠诚老实运动”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该运动是一项以教育学员如何做一个好的人民公务员为核心的政治学习计划。通过这个政治学习，让学员了解到他们的工资较之一般国家干部的工资标准，一般是不合理的，是过高的。而学员此项不合理之工资，与国家大建设工作的需要造成了一定的矛盾，因此必须加以合理的、适当的调整。[19]工资调整的实质是降薪，降薪的比例如何，可以大致从以下表格（见本期Page84）中看出来[20]：
　　总的来讲，进入上海新闻学校学习的学员的工资全面呈现下降的趋势，削减的部分达到其原来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对于文化水平较低、进入学校之前主要在报纸的工厂和杂勤部门工作的文化班的学员来说，降薪的比例大于研究班和进修班的学员。
　　降薪招致了《大公报》留沪员工的极大不满，《大公报》的梅焕藻就曾多次写信给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事处，中央办公厅，上海市人事局、宣传部等机构反映情况。他指出：进入新闻学校学习的《大公报》原有职工，在北迁天津时，就曾经要求“劳动力随资本转移”。但由于北迁之后《大公报》的人事主体是天津《进步日报》职工，所以留沪的人员占了上海《大公报》员工的大多数。总的来说，上层管理人员调津的人数较多，经理部除了总经理、副总经理、副经理3人外，处级主任7人中有3人调津，课级主任7人中有4人调津，而办事员中无人调津。因此，留沪人员转业后的待遇问题乃是绝大部分群众注意的焦点。[21]在最初王芸生进京接受毛泽东召见时，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彭真在座，表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大公报》留下来的职工，上海市府应当‘完全负责，妥善安插’。[22]陈虞孙也曾在动员《大公报》职工留沪时提出了国家干部在调配时按在职干部处理的政策。同时，陈虞孙也对《大公报》职工讲过，上海总工会、市文委和上海市学联都同意《大公报》职工在学习期间可以享受劳保待遇（费用由《大公报》工会的基金内支付），转业后并应连续计算工龄。[23]正是在这样的多次劝说之后，《大公报》员工才放弃了“劳动力跟随资金转移”的要求，并且愿意在转入政府之后不再享受劳动保险待遇。但是上海新闻学校的降薪安排使得其基本生活发生了困难，这大大低于留沪人员的心理预期。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在上海新闻学校结束后去往分配的单位时，相应的工资等级也未曾提高，甚至远远低于其在《大公报》时候的薪资标准，而在他们看来，《大公报》原有的薪资标准相较其他的上海报纸而言也是不高的。因此，他们认为中共上海市委和相关部门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来行事。其实，《大公报》的工资定级问题早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就在进行，由杨刚领导的《大公报》管理委员会成立的“管理委员会扩大薪资小组”负责。在当时上海报业的工资定级与其他企业相比并不算高，[24]后来经过了上海新闻学校的学习和重新定级，相当部分员工原本就不高的工资再次降低。
　　对于《大公报》职工反映的薪资过低、希望提高工资等级和待遇等问题，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在较长时间内都未曾进行答复，这也是梅焕藻曾连续多次给多个主管部门写信的原因。后来，此事责成上海市文化教育委员会处理。文委书记张映吾表示，对这些人的处理原则，是协助他们介绍职业，工资不能包下来……因而文委对确定工资的原则是不能更动的，只可作个别照顾。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按目前已经确定的各单位的工资发给，工作满3个月后，按照德、才表现，确定职务，评定级别，按级定薪，评级后，新评工资高于原工资者，按新评工资发给；在新闻学校评过薪的，新评工资低于新闻学校工资的，可按不高于新评工资的90%予以照顾，超出部分暂作“保留工资”发给；未在新闻学校评薪的，新评工资低于原在《大公报》的工资，可按原工资60~70%的工资予以照顾，高出部分暂作“保留工资”发给。[25]至此，《大公报》留沪人员工资问题的解决告一段落。
　　当然，调整工资只是推动个人服从组织分配目标的一次小试牛刀，这项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程度，从而树立国家观念和组织观念，达到老实服从组织分配的目的。[26]改革暴露了一部分人的不满，但也使得个人服从组织的观念得以推广。
　　梅焕藻的信中提到，陈虞孙曾在《大公报》迁津时提及《大公报》留沪人员的待遇，这封信中第一次出现了“国家干部”的字眼。[27]此说法还出现在与上海新闻学校一系列政治运动相关的档案和不服从组织分配最后承认错误所写的检讨之中。[28]帮助被整编人员树立国家观念和组织观念、服从组织分配的具体做法除了工资改革之外，该校还致力于在思想改造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搞清楚各报调整之后的整编人员，尤其是在思想改造人员中“冒头”的学员的政治历史问题，并进一步弄清私营电台、《大公报》印刷工人等未经过思想改造人员的历史问题。同时，还要清理已经冒头的反动集团特务分子与其骨干分子以及贪污集团。计划起草者认为，这些学员经过了两个月的思想改造运动，虽然有所进步，但是抗拒思想或抗拒力量不是克服了，而是潜藏了，而这些抗拒力量的中心，产生于历史政治问题较大或情节较为复杂的学员身上。
　　这次运动由新协党组直接掌握、直接领导。运动的具体时间安排为：第一学习阶段结束（4月13日），通过学习总结，开展怎样做一个好的公务员的运动；4月13日至5月23日，减去训练干部的一周时间，正式运动的时间为一个月。具体的做法是：结合大报告集体学习饶漱石《怎样做一个好的人民公务员》这一文件，并将文件分别在小组进行自我检查，填表交代。文化班在学习文件阶段，主要以上大课结合讨论，并以诉苦的方法，提高其阶级觉悟，以达到交代问题的目的。
　　这项计划的具体执行办法是：在思想改造期间，对于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已基本交代清楚的学员，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继续提高自己；历史问题虽已交代，但是尚不清楚的学员，要求其继续交代；对自己的历史问题有隐瞒的学员，则启发其自觉，如坚决不交代者，则亦不追不逼；未经思想改造的学员，要求基本同上。对于印刷厂工人或勤务人员（即本校文化班成员），则不要求过高，通过运动大体上摸一摸底，要求基本弄清楚政治历史问题，不牵连过广。[29]需要交代的政治历史问题的范围主要包括：曾参加反动党、团、特务组织及其外围组织者；曾在反动军、警、宪任尉官以上及反动政府之官职者；曾参加反动道会门及反动社团者；土匪、恶霸分子；历史上有反动罪行或有血债者。[30]
　　学员的分配在这个运动结束时得以展开。既然进入上海新闻学校的人员都是国家干部，就应该服从组织统一分配。1953年5月以后，300名学员中回到原单位的只有16人，且大多属于老弱病残：分别是回《大公报》者8人（其中4人年龄在50岁以上）；回《新闻日报》者3人（均为50岁以上）；回人民电台者3人（均为60岁以上）；回《文汇报》者2人（1人50岁以上）。大多数学员按照组织的要求转行，历史较单纯、问题较小的由人事局分配；问题较复杂者由劳动局负责向外介绍；问题严重者由公安局处理。相当一部分学员去了当时急剧扩充编制的卫生局、教育局、商业局下属的市联社等单位。[31]
　　在此分配过程中，由于相当多曾经的新闻从业人员原来所属的报纸已经停刊或迁移，所以他们大多数被分配到其他与新闻工作不相关的单位去。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分配工作的报酬会低于他们曾经工作过的新闻机构，所以相当一部分人有不满情绪，甚至有拒绝接受组织分配工作的情况。例如，原《新闻日报》编辑李昌庆就曾不止一次地拒绝服从工作安排。因此，此人被组织鉴定为“在《新闻日报》工作期间，思想落后，工作消极疲塌，生活腐化……在校学习表现，亦甚恶劣，……以消极抗拒学习。由于他对新闻（日报）领导调他来学习不满，便经常发牢骚，说怪话……人事局协商他去做教育工作，第一次分派他去教高中语文，他说教不了，……本年三月，第二次又分派他去做教育工作，他说他不善言语，身体不好，拒绝接受调派。”这时，新闻学校领导指出：“国家干部，只有实行统一调派”，他仍然不从，于是被要求离校自找工作，他即“顿足愤然而去，态度极其恶劣”。[32]不过离校后的李昌庆还是在1954年1月12日写了检讨，认为自己两次不服从学校领导分配的工作，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既是国家干部，就应该遵守国家统一的工资制度……在离开学校这一个多月来的生活，活生生的事实，使我深切地感到一个人离开组织孤单无靠的痛苦，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后来李昌庆被送去行政干校集训，之后去向不明。[33]
　　到了1953年12月中旬，尚有编辑记者1人、校对1人、报务译电1人、业务管理3人、排字印刷5人、铸字纸型3人、电工司机1人、杂勤12人、会计出纳2人，共计30人尚未分配到工作。这些人中50岁以上的共7人，无大学文化者，中小学文化者23人。[34]到1953年底，大部分学员都陆续分配了工作，只剩余38人。经请示新协党组和市委宣传部同意，这最后一批尚未分配的人员被要求分散学习，听候分配，学校办理结束，校舍资财等办理移交，全部干部各回原工作单位，而指定回《新闻日报》担任经理部秘书工作的薛成之同志兼任和分散的学员联系、发薪等工作。[35]这一批人最后的去向为：劳改管制者6人；退休转业者6人或7人，给予遣散工资；调配工作者17或18人，陆续介绍出去，实在不行实行劝退；集训开除6人。[36]
　　对《大公报》而言，进入上海新闻学校学习的250人，有约242人都转行到了其他政府单位，期间或有少数人失去工作，这些人占到了《大公报》总职工数量的50.1%。到1953年底，上海新闻学校的人员安置基本处理完毕。
　　
四、从“确定编制”到成为“国家干部”
　　上海私营报业比较集中的人事整编分别发生在1949年到1950年间和1952年思想改造的后期。以《大公报》为例，第一次人事整编以私营报纸经营不善、赔累不堪为由，提出“整编节约”。此次整编提出了“确定编制”一说[37]，《大公报》经编通用的传统被打破，两部门之间曾经存在的相互流动的可能性消灭，报业成员从此被固定在刚性的角色之内，几乎没有了在行业内流动的可能。不仅如此，整编产生的效力还有更进一步的作用。
　　第二次整编在“确定编制”的基础上赋予有编制者明确的待遇标准，设定了包括工资级别、晋升条件、社会福利等一系列的内容，使得编制内外人员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鸿沟明确。1953年上海新闻学校成立时，进入该校学习的旧有新闻人员被明确告知其在该校学习的时间都算作工龄。对《大公报》的职工而言，其在进入该学校之前服务于《大公报》的年限也全部算作工龄，并可累计带入经国家分配的新单位，作为以后晋职评级的重要依据。[38]而以前《大公报》员工的所有劳保基金，也跟随进入上海新闻学校学习和等待分配工作的员工一起转移。除《上海新闻》之外，其他没有劳保福利基金的新闻单位也实行劳动保险制度或参加保健站。
　　工资定级、工龄计算和福利保障制度的确立，对新单位体制内外人员的待遇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尽管在分配工作的问题上，遇到李昌庆这样的反抗者，但他也最终选择了承认错误并回到组织之中，接受惩罚性的集训改造安排。
　　比较华东新闻学院和上海新闻学校可以发现，两者相同的地方在于都要进行旧有新闻人员的政治身份认定的工作，两者基本都是一个过渡性的存在，在完成其一定的任务和使命之后即被取消。两者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华东新闻学院承接的是上海私营报业思想改造，而上海新闻学校则在思想改造完成之后成立，致力于对旧有新闻人员继续进行政治身份识别和重新进行工作分配。华东新闻学院的学员无编制，尚需缴纳学费，不负责介绍学员工作；而上海新闻学校学员是国家干部身份，虽然进入学校之后被不同程度地降薪，但是在读期间仍然计算工龄，而且由新闻学校分配工作，进入由组织规定其归属的新单位。如在上海新闻学校学习的《大公报》留沪人员经组织调派，属国家在职干部调动。除一般工龄可带至新单位外，原先在《大公报》的本企业工龄也可带到新单位顺延继续。[39]
　　
五、结　语
　　华东新闻学院下启私营报纸公私合营，上海新闻学校上承私营报业思想改造，两者可以说是居于私营报纸的旧有从业者从民间报人到国家干部身份转换的首尾两端。在人事整编中，华东新闻学院和上海新闻学校发挥了临时接纳和改造旧有新闻工作人员的作用。在华东新闻学院成立之时，其学员还不具备“国家干部”身份，而在第二次整编之时，私营报业的旧报人是“国家干部”的观念在上海新闻学校成立之前就已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之中被提出和贯彻，并成为这一群报人新的身份认同。上海新闻学校的任务是继思想改造之后继续强化在其后期确立起来的国家干部的身份意识和组织观念，以及服从组织分配的意识。其主要的工作则是负责经过思想改造的旧报人的工作介绍，将国家计划下的分配做到实处，最终完成对旧有报人的职业改造，使其解体，将原来从属于一个报业群体的成员打散并按照组织的意志重新安插在各个不同的单位。■
　　（作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系讲师，师资博士后。本研究得到中山大学青年教师起步资助计划的资助）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280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②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文汇报史略（1949.6-1966.5）》第28页，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
　　③张济顺，《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文汇报为中心案例的考察》，《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期第47页，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④新民晚报史编撰委员会编：《新民报-新民晚报史七十年史——飞入寻常百姓家》第187~188页，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⑤⑥⑦⑧⑨⑩[11][37]《上海市新闻出版处有关《大公报》整编的情况报告》，1950年。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B35-2-108]，第57、2、44~45、3、7、10、1、36页
　　[12]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第159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3]《杂件》，1951年。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Q431-1-427]，第9、2页
　　[14][17][18][20][31][32][33][35][36][38][39]《新闻学校工作计划报告及有关新闻学院工作问题与张映吾同志的来往文书》，1953年。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A22-2-128]，第51~54、2~4、31~34、64、16~17、21、9~10页
　　[15]《关于成立上海新闻学校的指示》，1952年12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B34-2-16-8]，第8~9页
　　[16][26][28][29][30][34]《上海新闻学校、文委、市府人事局等关于新闻学校毕业生分配及工资福利问题的报告与批复来往文书》，1953年12月至1954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A22-2-279]，第15~17、2、3~5、10、19~20、51~54、70、144~147页
　　[19]《上海新闻学校关于调整学员工资的指示及报告》，1953年。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B34-2-80]，第70页
　　[21][22][23][24][25][27]《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处理《大公报》留沪转业人员工资待遇问题报告及处理梅焕藻来信与中宣部等来往文书》，1953年。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A22-2-114]，第24~25、18、19~20、37~38、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