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树枚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解放日报》高级记者李文祺，可称“5极”记者。他有着丰富的经历，多彩的人生，献身新闻事业无怨无悔，深入现场采访出生入死，爱岗敬业，追求卓越，登上了记者生涯的5个“极点”，创造了非凡的业绩，做出了重大贡献。
　　哪5个“极点”？
　　
一、壮士慷慨闯南极
　　1984年春，我国首次派出的远洋科学考察船赴太平洋调查海底锰结核胜利归来，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局长董万银在船上接受记者采访，采访结束，在聊天时不经意地提到：“我们今年还有项重大任务——到南极考察。”
　　在场的其他人没注意这句题外的插话，长期从事科技报道的李文祺打了一个激灵，问董局长：“派不派记者去？我能不能去？”“我们欢迎，但要你们单位提申请。”
　　李文祺立刻向报社领导汇报：“这是我们国家首次去南极考察，机会难得，希望报社派我随船报道这次科考盛举。”
　　总编辑陈念云、部主任余建华立即表示支持。申请报告送上去，国家海洋局很快批准，但提出：此行任务艰巨，参加者必须身体健康，业务熟练，还要面对困难，不怕牺牲，不但要完成采访报道任务，还要担任装卸工、搬运工。是年38岁的李文祺年富力强，自小在家中干农活，从不知道苦和累，怕什么？就这样，他成了中国首次南极科考队的一员。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为科考队送行，语重心长地叮嘱：“希望你们平平安安地去，平平安安地回。”
　　李文祺深感责任重大，壮志满怀，但内心深处也作了各种准备。他看到，许多队员在登船前写下了遗嘱，船上准备了收尸袋，那是准备万一遭遇不测，就要成为烈士的。
　　离家前，李文祺拿着外交部发的公务护照到南京路王开照相馆拍了张12英寸的大照片，对妻子彭银芳说：“想我的时侯看看照片。”妻子看着照片仿佛猜到了什么，怯生生地问：“不要去了，行不行？”李文祺流着眼泪坚定而又乐观地说：“就像解放军战士上战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去，就是逃兵。我是代表国家、代表中华民族去的，你放心，我一定会平安回来。”
　　上海市科技协会领导和三十多位科技记者走过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到李文祺家中为他送行。《文汇报》摄影记者臧志成听说李文祺结婚时连结婚照也没拍过，特地把李文祺和妻子、女儿叫在一起，拍了张“全家福”。事后，臧志成悄悄地告诉李文祺：“那张照片是为你万一回不来作纪念的。”
　　11月20日，“雪龙号”破冰船和“向阳红10号”科考船离开上海，出东海，跨大洋，过赤道，穿越西风带，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考验着每个人的体力和意志。船上用水配给，考察队员半年没洗澡，头发胡子长得像野人。李文祺忍受着晕船、呕吐、失眠、厌食的折磨，每天向报社发稿，国内的千千万万读者，通过报纸关注着科考队的行踪。
　　在南大洋上，“向阳红10号”遭遇极地飓风，风速达每秒34米，而12级风也不过每秒32.4米。往日昂首挺胸的科考船，一会儿钻进波谷，一会儿又被抛上浪尖。144米长、14米高的涌浪与船头相撞，溅起几十米高的浪花，船体剧烈颤抖，左右摇摆达70度，舱室内瓶飞椅倒，人仰马翻，船体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更严重的是，第5层甲板有6处裂开！主甲板两舷加强柱有4处裂缝！后甲板进水！船上雇佣的阿根廷顾问和直升飞机驾驶员，穿上救生衣，想登机逃走，但无法起飞，就跪在甲板上，左手拉着扶手，右手在胸前划十字，口中念念有词，祈求上帝保佑。
　　考察队队员坚守着岗位，与风浪殊死搏斗。船员中也有人想到了死，拼命喝白酒，还对李文祺说：“老李，快喝酒，喝醉酒船翻溺水死亡不会有痛苦。”
　　在船长室，48岁的船长张志挺双手紧握罗盘，神情专注，沉着应对，果断地发布口令：左满舵，右满舵，右桨停，左桨停，左车进一，右车退二！大副、二副、三副站立两旁，协助操作，一丝不苟。船员们高喊：“船在人在，人在船在！”
　　李文祺冒着被风浪卷走的危险，抓着栏杆，从船舱爬到驾驶室，从船头到直升飞机平台，手持国产海鸥相机拍摄船员们与波浪生死搏斗的场面。
　　与暴风搏斗15个小时，冲出暴风圈，抵达乔治岛民防湾，船员们高呼：“船长万岁！”
　　回到船舱，李文祺趴在地板上，写下了通讯《在沧海横流中》，连同《在巨浪中搏斗》的大幅照片，发回报社，及时刊登在《解放日报》上。
　　历尽千辛万苦，科考船驶进南极圈，在乔治岛上建起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南极科考站——长城站。
　　船员们站在长城站前，遥望南极大陆，感慨万千。李文祺等6名记者向总指挥建议：“我们已经来到了南极，但尚未登上南极大陆，我们能否再前进一步，把国旗插上南极大陆？”船长采纳了这一建议，组织了36个人，穿上救生衣，上了登陆艇，向南极大陆进发。
　　环顾四周，是一座座千姿百态的冰山，寒光闪烁，晶莹剔透。突然，一座巨大的冰山向一旁倾倒，翻个大跟头，发出轰隆隆的巨响。这是因为冰山底部在海水的冲刷下逐渐溶化，头重脚轻，以致倾斜翻倒。
　　队员们无心欣赏这一南极奇观，万一小艇被翻跟头的冰山压着，非完不可！
　　小艇避开冰山，曲折前行，不料水中又冒出几个庞然大物——原来是巨鲸。它们一个个喷出十多米的水柱，黑色的尾巴一摆一摆，打出一个个漩涡。巨鲸虽然不会伤害人，但如果过于靠近，小艇也有被卷进漩涡的危险。
　　小艇迂回前进，驶向岸边，又在沙滩上搁浅。队员们穿上高到膝盖的防滑防冻防水靴，涉水上岸。记者们穿的是棉鞋，怎么办？李文祺等人脱下棉鞋，鞋带一系背在肩上，赤脚下水，走过浅滩。冰水刺骨，浑身打颤，牙齿碰得咯咯响。上陆后穿上棉鞋，竟觉得双脚热得发烫。
　　队员们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南极大陆，创造了又一个奇迹。
　　回程中，因为登陆艇搁浅在浅滩上，队员们都脱了鞋，赤脚下水把登陆艇推入深水，再登艇回到科考船。
　　李文祺把这段经历写成一篇通讯发回报社，发表后荣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国务委员宋健亲自向李文祺颁奖。
　　南极考察两个半月，航行十万八千里，李文祺发回了近百篇消息和通讯，国家海洋局和南极考察委员会为他记了三等功，《解放日报》为他记大功。上海教育出版社把他的作品汇编成《南极之行》一书出版发行，由汪道涵市长题写书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作序，新闻出版署、团中央、国家教委授予“全国优秀图书奖”。李文祺在南极拍摄的照片编成《南极掠影》一书出版，上海图书馆举办了“李文祺南极摄影展”，为这次南极之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北极再奏凯旋曲
　　南极归来，“不甘寂寞”的李文祺又做起了“北极梦”。
　　15年后，梦想成真。
　　1999年，国家启动北极考察计划，国家海洋局组建新闻报道组，第一个邀请李文祺：“这次去北极，因为国家没有预算，采访记者每人要交10万元，你李文祺来，只要５万元就行了。”
　　年过半百的李文祺再一次热血沸腾。但那时的李文祺实在拿不出５万元。无奈之中，他找到报社领导：“能不能我自己出一点，报社出一点，我再找朋友赞助一点，让我参加北极采访？”报社领导一听，说：“不要这一点那一点了，你作为报社的特派记者去采访，费用全由报社承担。”
　　1999年7月1日，“雪龙号”从上海外高桥码头出发，李文祺是船上唯一采访过南极又参加北极采访的中国记者。来自中央和地方媒体的记者们称他是“脚踏两极第一记”，推选他担任记者组临时党支部书记。
　　穿过白令海峡，进入北冰洋，洋面上一会儿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一会儿风起云涌，浓雾茫茫。直升机常常起飞时艳阳高照，回来时浓雾弥漫，找不到甲板。李文祺的报道任务也更重了，他同时担任了《解放日报》和《新闻晚报》的特派记者，还承担了向《北京晚报》发稿的任务。他把每天的工作分成两段：下午到晚上12点发生的新闻，发给《解放日报》，凌晨到中午12点发生的新闻，发给《新闻晚报》。为了与报纸截稿时间相接，他每天固定在下午一点和凌晨一点发稿，雷打不动。船上71天，李文祺向《解放日报》发稿68篇，向《新闻晚报》发稿70篇，还拍摄编发了4个版的彩色画刊。由于工作时间长，睡眠少，人体生物钟被打乱，内火重，几乎天天吃药、打针，屁股满是肿块，一坐就疼。
　　1999年7月18日下午2点40分，雪龙号驶近北纬66度，扩音器里响起考察队报务主任的声音：“前方发现北极熊！”船上的20多名记者立即穿上考察服，拿上照相机、摄像机，冲出舱室。李文祺第一个冲到船头。
　　“雪龙”号减速，慢慢向冰原靠近。北极熊是北极地区最大的食肉动物，全身披着厚厚的白毛，仅鼻子留着一撮黑毛。只见远处浮冰上一群北极熊有的在轻松自如行走，有的在晒太阳。李文祺举起相机，拍下了一幅幅动人的画面，一看手表，已经过了晚报截稿时间。他返回船舱，直奔报务室，通过卫星电话拨通了报社，找到《新闻晚报》副主编胡廷楣：“我口授，请你记录。”终于抢时间在全国媒体中第一个发出了科考队发现北极熊的报道。
　　北极归来，上海科技出版社把李文祺关于北极的报道汇编成《来自北极圈的电讯》一书，出版发行。上海自然博物馆举办了“李文祺北极摄影展”，为李文祺的北极之行再次画上圆满的句号。
　　
三、航天事业见证人
　　如果说南极、北极是地球的两个地极的话，那么浩渺无垠的太空无疑就是地球的第三极了，航天，就是向第三极进军。
　　李文祺感到幸运的是，他参与了神舟１号到神舟６号宇宙飞船发射的报道，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见证人。
　　1999年11月20日，李文祺第一次来到大西北的戈壁滩。凌晨6时，我国第一艘宇宙飞船——神州1号在酒泉航天发射场升空，飞行20小时后，于21日凌晨3时40分返回。一般情况下，凌晨3点多当天出版的日报早已开印。在现场采访的李文祺目睹飞船着陆，争分夺秒，写好报道，传回报社，在当天的《解放日报》第一版刊出了神州1号胜利返回的消息。
　　2001年1月10日和2002年4月1日，李文祺在现场报道了神舟2号、3号的发射和返回。
　　2002年12月和2003年10月，李文祺报道了神舟4号、5号宇宙飞船的圆满成功。
　　2005年10月12日，59岁的李文祺再次走进巴丹吉林沙漠腹地，采访神舟6号发射。汽车在凹凸不平的公路上疾驶，李文祺双手紧抱着相机，坐在最后一排。突然，一次剧烈的颠簸，李文祺头碰上车顶，又重重地摔回座位，头部、背部、腰部疼痛难忍。汽车已到了离发射架只有1000米的指定地点，同行们纷纷下车寻找有利地形，李文祺却瘫在车上，无法动弹。离神舟６号发射只有一个多小时了，他招呼随车战士把自己架起来，勉强移动到汽车窗口，头枕照相机包，脚蹬坐椅，打开车窗，在窗口架好相机，对准发射架，拍下了飞船发射的瞬间。照片非常清晰，但如果仔细看可以发现，角度稍微有点斜。这个轻微的倾斜，记录了摄影者的非凡经历。
　　就在当天，李文祺的妻子彭银芳和《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起，上街向北京市民散发刊登李文祺撰写神舟６号胜利归来的《解放日报》号外，有人走过来悄悄地告诉她，李文祺出事了……话没说完，彭银芳已泪流满面。
　　这时的李文祺，已被送进当地的部队医院，经检查，胸椎12级压缩性骨折，一截胸椎被压进去了近二分之一，尾骨碰伤。在部队医院住了８天，仍然不能动弹。李文祺想回北京，医生说，去机场的路况不好，再有闪失，下身将全部瘫痪。
　　李文祺急于回京，医院用木板做了副担架，把他捆在木板上，抬上救护车，再抬上飞机，飞回北京，住进同仁医院。李文祺在那里治疗、休养了好几个月，出院时被定为９级残疾，至今阴天下雨腰部、背部还隐隐作痛。
　　庆功宴上，总装备部部长曹刚川和政委李继耐、副政委朱增泉特地把李文祺拉到桌旁，高兴地说：《解放日报》立了一功！
　　
四、三大会议铸春秋
　　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心脏，那么三大“会议”——全国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大会就是心脏跳动的最强音，是铸造中国历史、影响世界走向的大事。对三大会议的报道历来是新闻界的重大战役，全国乃至世界性大媒体，无不派出精兵强将，安排大量版面和时段，抢占新闻报道的制高点。
　　世纪之交的20年间，李文祺先后担任《解放日报》驻京记者和驻京办事处主任，参加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历年人大、政协大会的采访报道工作，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局和走向，党和政府最高层重大决策的经过，忠实地做了记录和报道，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这些报道中，他记述了江泽民总书记与上海代表讨论如何发挥带头羊作用，更好地为长江经济带和全国服务，与文艺界代表讨论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与教育界代表讨论如何从应试教育转为素质教育；记述了胡锦涛总书记在酒泉飞船发射场与航天英雄杨利伟亲切握手，送他登上神舟５号飞船的动人场景；记述了政协委员视察三峡工程，参与重大决策等重大事件……
　　在李文祺的笔下，还记述了钱学森、周光召、宋健、徐匡迪、朱丽兰、王选等著名科学家畅谈科学精神，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以及节能环保技术、纳米技术、科技住宅、绿色建材、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生物雷达、高产水稻研究等等。
　　有兴趣的读者可把《京城纪事》一书找来看看，那里收录了李文祺作为《解放日报》驻京记者写下的数百篇纪实作品。
　　
五、扎根群众写传奇
　　李文祺从业40年，20年上海，20年北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采访风云人物，结交天下豪杰。他采访报道的对象，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到来访的外国政要；从科技界泰斗、演艺界明星、奥运会冠军，到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但他的根却深深地扎在基层，他的心紧贴着普通百姓。
　　40年记者生涯，让李文祺最感动、最自豪、投入精力最多的，是他与一个普通工人发明家的交往和对他的报道——这个人就是包起帆。
　　李文祺是第一个采访报道包起帆的人。
　　包起帆是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进上海港务局白莲泾码头做装卸工。那时，木材、钢铁等散货的装卸全靠人工操作，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工伤多。他目睹3位工人兄弟死于木材装卸，许多工友在工作时受伤致残，他自己的大拇指也在劳动时被压伤。他怀着“让码头工人远离死神”的强烈使命感，投身抓斗工艺改进、港口装卸、集装箱堆场和集装箱电子标签系统攻关，数十年如一日，勤奋学习，刻苦攻关，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工人发明家。
　　粉碎“四人帮”，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上海市要表彰一批科技创新的先进人物，李文祺找到了包起帆，多次采访，写成通讯《从装卸工到发明家》，《解放日报》刊登在一版头条。这是媒体对包起帆的第一篇报道，后来荣获上海好新闻二等奖。
　　李文祺和包起帆惺惺相惜，从采访和被采访关系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20多年来，包起帆先后完成120多项发明创造，荣获３项国家发明奖，３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8项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30项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集装箱吞吐量，但没有制定过任何一项国际标准，这个尴尬的纪录被包起帆打破。他和他的团队从2001年起潜心研究电子标签技术，面对西方的垄断和质疑，多次邀请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专家来上海考察电子标签应用情况。面对事实，西方专家从最初坚决拒绝到最终愿意与中方一起制定国际标准。2011年12月29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与交通运输部在北京宣布，国际标准化组织已投票通过并颁布由包起帆领衔制定的《ISO 18186：货物集装箱RFID货运标签系统》，使这项标准升级为国际标准。
　　包起帆从一个装卸工，成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内外知名的“抓斗大王”，专家们称他推动了“一场改变人们运输方式的革命”。他还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当选为中共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大代表，5次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多年中，李文祺追踪着包起帆的足迹，报道了他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创造活动。他还主编了图文并茂、100多万字的《抓斗大王包起帆创造发明历程》《抓斗大王包起帆创新实践历程》《抓斗大王包起帆——感动中国的人》三本书，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把包起帆的传奇经历、崇高精神和光辉业绩广为传播。吴邦国委员长亲自题写了书名。
　　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中组部、中宣部、全国总工会、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十一个部委联合开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全国广大干部群众踊跃参与，经过近一亿人投票，包起帆脱颖而出，被评为“感动中国的人”。
　　李文祺的拼搏精神和骄人业绩也感动了无数人，也因此荣获上海范长江新闻奖、上海大众科学奖，被选为上海科技传播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理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教育记者协会理事、中国环境记者协会理事、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等等。
　　正像《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尹明华在为李文祺新闻作品集写的《序言》所说：“能够与许多人交谈，探求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成功奥秘，记录下社会的形形色色，在展现他人历史的同时创造自身的历史，这是记者职业的特征和优势。”李文祺正是这样履行了记者的职责，在记录历史的同时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在书写他人传奇的同时撰写了自己的传奇。
　　如果在中国新闻界评选100个感动中国的记者，我相信李文祺一定能当选。■
　　（作者系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