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昱辰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分析“八毛门”风波中的传媒表现，进而理解和反思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转型期的新闻实践。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的医患纠纷报道的惯例化倾向影响了公众对医患关系的认知。新闻工作者应该更深入地审视自身的专业实践，医院及医疗工作者也应完善社会沟通的长效机制，共同参与医患关系的社会重建。
　　【关键词】 沉默的螺旋 公共理性 惯例化 医患信任 【中图分类号】G212
　　
　　近年来，医患纠纷案例经新闻报道，频频演变为医疗卫生公共事件。民众若非医疗纠纷的当事人或相关人士，多数情况下不是亲历，而是通过新闻报道和评论间接体验和感知医患矛盾。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对这种资源的建构方式限制了我们对当代生活的分析性的理解”。①作为一般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新闻报道不仅呈现医患纠纷，更将其对医患纠纷的定义转变为一种公共理解，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认知框架。在当下中国社会，以报刊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闻传媒一定程度上“生产”和“再生产”了关于医患纠纷和当下医疗环境的社会评判意见。
　　2011年的“八毛门”风波正是这样一起由大众传媒为中介而引发全国关注的医患纠纷案例。“八毛门”风波前后，传媒表达和形塑的社会意见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变化——从前期的质疑过度医疗，到后期的反思医患关系，伴随着事件的进展，传媒话语在与社会意见互动中经历了重构。本文试图通过对“八毛门”风波中的传媒表现，进而理解和反思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转型期的新闻实践。
　　
一、“冲突”的建构与消解：“八毛门”风波始末
　　2011年9月5日，深圳新闻网刊登了《医院要动十几万元的手术 最终8毛钱治愈》一文，称广东市民陈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因腹胀转入深圳市儿童医院救治，医院出具病情告知书，告知孩子有肠梗阻，建议进行手术，手术费超过十万。陈先生签字拒绝手术，带儿子到广州市儿童医院就诊，称医生开了八毛钱的药，“孩子就治好了，能吃能拉”。他怀疑深圳市儿童医院过度医疗，要求医院予以道歉及赔偿。文中三大部分用了三个小标题“医生建议手术治疗，价格不菲”、“广州医生仅开了8毛钱的药就治好了病”、“深圳儿童医院医生收入与科室收入挂钩？”这则消息经由网络广泛转载，迅速引发社会的广泛质疑。
　　经由网络广泛转载，这起疑似“医疗黑幕”的案件迅速引发关注。院方迅速召集多家媒体说明情况，批评陈先生“严重歪曲事实”。随着多家报刊的迅速介入，事件影响进一步扩大。当下中国，“新闻媒体往往通过‘协同作战’的方式，迅速在全社会形成对某个议题或新闻事件的持续报道，以此消解宣传管理在报道上的束缚”。②在“八毛门”初期，多家报刊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相同或相似的报道手法来凸显“冲突”。
　　其一，多家报刊采用了凸显强烈对比的标题。如 《南方都市报》的三排黑体大标题“婴儿腹胀求医，深圳要价过万，广州开药八毛”；《广州日报》头版标题“八毛钱能治的病要做十万元手术？”；深圳《晶报》的标题“深圳10万元手术广州8毛钱搞定？”标题中无一例外地展现“八毛”和“十万”的强烈对比。
　　其二，《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晶报》等多家报刊在报道中广泛运用抓人眼球的词语。如“出生仅2天”、“做一场大手术”、“8毛钱的药”、“10万元手术费”等，试图以此刺激人们的“神经”。
　　其三，多家报刊采用了“患者维权”和“医生辩解”的冲突报道框架。就手术到底该不该做、手术费用要不要十万元、抗生素用得对不对、X光照得多不多等展开报道。例如：“深圳儿童医院坚称手术处置没问题，患儿父亲反驳称孩子太小，没百分百确诊不应手术”；“陈先生质疑……医生甚至可以从手术中提成获益，所以医生会给病人安排毫无必要的检查，甚至动价格昂贵的手术；深圳儿童医院医务科科长刘军否认了‘医生从手术拿提成’的制度……没有手术必要还要安排手术的做法是不可能的”，等等。虽然在多数报刊的新闻报道中，患者的质疑和医者的澄清均得以呈现，但这样的冲突框架依然让人感到火药味儿十足。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还尽可能通过展示双方观点力求做到客观公正，那么新闻评论则呈现一边倒的舆论态势， “医德沦丧”、“过度医疗”的指责不绝于耳。多家外省市的报刊在事件原委尚未完全明晰的情况下对医方兴师问罪，大加讨伐。《10万元为什么败给了8毛钱》《医院的老虎》《是技术差还是良心差》《两种答案透视不同医德》《过度医疗势必损伤公共信任》《把问题搞复杂，伪专家们的技术及道德》等一系列评论纷纷出台，对医生的医德医风予以谴责，更有对医疗卫生体制的宏观批评。
　　2011年9月12日，随着原先新闻报道声称已被治愈的小婴儿再次入院，舆论骤然转向。《南方都市报》在头版刊登了跟踪报道，标题为“‘八毛门’患儿中秋入院洗肠，广州医生建议住院家长不听。专家呼吁先不要纠缠对错，最要紧尽早确认是否‘巨结肠’”。部分党报也开始发言。《新华每日电讯》刊发评论，认为“部分媒体在报道‘8毛门’事件中对医学概念和事实的误用误解，是引发过度担忧的直接动因”。《光明日报》通报深圳“卫人委”对“八毛钱”事件进行内部调查的决定，称“8毛钱绝对没有治好病……”，引用网友观点“看到部分媒体偏听偏信一方观点，最先的报道中只有患者亲属声音，没有院方话语，而且部分报道有意制造噱头，把事情炒大……民众需要知道的是事件的真相，媒体采访时一定要立足新闻事实，不能‘添把火’”。《人民日报》更刊发评论，称“眼下，质疑医生似乎已经成为公众的习惯性思维。只要发生医患纠纷，人们总是下意识地谴责医生无德。而媒体也总是‘顺应民意’，‘一边倒’地炮轰医院、质疑医生。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医生往往有口难辩，即便是被误解、被冤屈，也很难获得理解和同情。于是，公众在宣泄中得到满足，媒体在娱乐中赚足‘眼球’，谁也不再追问事实真相，医生成为‘沉默的羔羊’。”党报通过采用理性的“公民话语”，成功地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不仅观点和论证更有说服力，也平复了大众中存在的某些狂热、偏激的情绪，提升了自身的话语权。也有部分人士开始对先前的社会心态和传媒表现失当进行批评。
　　10月20日，某网友在其微博上爆料称，“闻名全国的《8毛钱治十万元的病》的孩子昨天在武汉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开刀了，是因为先天性巨结肠做手术的。”武汉同济医院方面首次公开回应患儿情况，证明网友爆料属实。此后，患儿父亲陈刚给深圳儿童医院写了“感谢和致歉”的信，承认深圳儿童医院此前诊断正确，该信被多家网站与报刊转载，引起社会广泛议论。10月31日，深圳新闻网发布题为《八毛门，我们的错与爱》一文，作为正式道歉，表示将反思自身问题，同力弥合包括医患矛盾在内的社会问题。《南方都市报》等多家报刊也进行了跟踪报道和评论，舆论关注的焦点，由谴责“过度医疗”转为反思医患关系。
　　
二、公共理性缘何缺失：反思医疗纠纷中的传媒表现
　　当下中国，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催生出一种新型的受众—传媒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传媒不得不在意受众的需求，而受众则经常制造和传播一些由于官方控制而很难从传媒获知的信息。作为一个典型的争议性社会事件，“八毛门”风波引发如此大的社会反响，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种新型的受众—传媒关系。
　　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报纸，为了赢得商业（发行量）和专业口碑，满足目标读者的阅读需求，通过激进的（aggressive）新闻表现来获取读者市场声誉。这些报刊在建构新闻中将公众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从而建立了公众影响甚至掌握话语权的通道。但是，许多报刊“在新闻报道中多以激发读者的情感反应为判断标准和处理方式”，而且在“评论中也常常以情感以及由此衍生的道德诉求为出发点”，因此这些报刊的评论“经常是以澎湃的激情掩盖苍白无力的理性分析”。③在“八毛门”风波中，最先报道此事的几家媒体正是利用人们一直关注的医患矛盾，采用了凸显强烈对比的标题和抓人眼球的词语，将整个事件引向了偏颇的方向。在新闻报道框架中，尽管呈现了医患双方观点，但这种观点的呈现更多是火药味儿十足的“口水仗”，而非理性的沟通。新闻评论中的缺失则更加明显，许多报刊（尤其是广东省外的报刊）在尚未弄清真相的情况下，大量发表质疑医生的言论，鲜有人质疑“八毛钱治好病”的合理性，或者关注医方的辩解。这就导致了“沉默的螺旋”效应，使得少数为医生辩护者也不得不冒着被批判的风险。虽然许多批评言论并非代表报刊本身意见，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些报刊在稿件的选择和编排上存在较大的缺失，以及其背后危险的倾向性。
　　不过，“八毛门”风波中公共理性的缺失，更多的不是与此次事件的具体报道，而是与长期以来医疗纠纷的报道方式有关。与西方传媒保守的“新闻常规”相比，中国市场化传媒“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它对体制的批判倾向及对社会运动的天然同情”。④这一倾向在报道医患纠纷中体现得格外明显。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医患纠纷报道以涉及事件中的社会成员作为重要乃至唯一的消息来源，讲述患者及其亲属的“亲身经历”，使得一般民众成为新闻“舞台”上表演的主角。在报道框架上，常常使用与消费者维权报道相似的框架，采用“受难式”新闻叙事方式⑤，新闻故事的基本情节为“患者权益受到医院或者医生的侵害”，因此报刊要为患者讨说法。诸多报刊“惯例化”(routinize)了这样一种受难叙事，激发了公众对患者“痛苦经历”的同情以及对医院或者医生的愤怒。
　　从正面意义上讲，这些医疗纠纷报道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表达的有效形式。它们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迎合了公众在现实社会中看病难、看病贵的切肤之痛，展现普通民众在现有医疗制度下的弱势地位，有效地传达了社会公众的不满，从而对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形成了一种象征性的表达。然而，这种惯例化的操作也暗含着一定的危险。“媒介周而复始的运作，对于某些特定框架的使用与强调，将对公众甚至整个社会的认知方式产生影响”。 ⑥“医生侵害患者权益”成为讲述医患冲突的优势话语，为人们诠释此类事件提供了基本话语资源和诠释框架，从而深深影响了社会认知。在“八毛门”风波中，包括记者在内的很多人会认为，相对强势的医方，患者是天然的弱者，他们更需要帮助。这样一种对患者的同情成为一种思维惯势，记者选择一边倒地倾向于患者；至于医方是如何解释与回应的，自然就被放到了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医方成了医患纠纷的“他者”，其表达被部分地遮蔽了。
　　
三、医患关系如何疗伤：重建理性与信任
　　理性与信任，是时下最稀缺的东西，也是医治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良方。“八毛门”风波再次激起社会对理性与信任的呼唤，将“八毛门”风波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完全归罪于新闻工作者或者一些传媒是不恰当的。新闻从业者也是普通人，他们必须“借助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受众相同的态度和价值对新闻作出反应”。⑦“八毛门”中理性的缺失成因是社会多种因素造成的，不仅仅是由于媒体的不足。当下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公众抱怨的普遍问题。而这种不满情绪直接地或通过传媒有意无意地转嫁和发泄到了医院和医生身上。医患双方本该关系融洽、互信互助、携手共斗病魔，但现实中却存在双方彼此提防、互相猜忌的情形。
　　如何重建医患信任？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并非新闻传播领域以一己之力即可完成。但是，新闻传媒的独特性决定了其在重建医患信任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一个社会根本的世界观通过它的社会抄本——新闻——而进行再生产。新闻媒介作为知识拓展的机构，基于社会需要的知识而描绘出一系列社会的重要事务和当前的问题，并赋予他们自己和外在的世界动态的意义”。⑧新闻从业者作为国家社会的建构者与符号场域的管理者等功能，应为符号场域与公民阶层提供有关国家和社会的全面的图像。客观、准确、适度的医患纠纷报道有利于弥合医患双方在认知、态度上的鸿沟，增加医院运作的透明度，促进公众与医疗业者之间的相互了解。然而从“八毛门”风波中，我们看到医患纠纷报道理性的缺失同样可能导致或强化医患双方的认识偏差。一方面，媒体对医患纠纷这样的公共事件缺乏坚守理性和专业性知识的报道。近年来，一部分传媒，尤其是一部分传媒从业人员在医患纠纷报道中，为了吸引受众，博取关注度，不惜将事实戏剧化，甚至断章取义，导致报道偏颇或失实。借助于网络的发酵，将事件演变为公众话题的同时，引发了非理性的公共舆论。其结果是患者、医院和公众，任何一方都没有从中获利，都成了输家。另一方面，媒体对具体医疗案例的长期报道会产生一定的“叠加效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医患双方的认识方式。有些报刊对医患冲突的报道方式与长期以来受众的既有社会认知形成了共振效果，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医患双方的不信任情绪。
　　如何有效疏导社会情绪，促进医患信任，给新闻从业者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对新闻工作者而言，应更深入地审视自身的专业实践，其一，要保持和强化监督的力度和水平，特别是对违法违规行为，要敢于揭露、善于揭露；其二，应主动去除“弱者思维”，在面对医疗纠纷时，摈弃医患“兵戎相见”的冲突性报道框架，而是采用更理性的对话方式表达患者和医者双方的声音；其三，不妨多借助专业人士及机构的解读，得到更多权威建议与意见，做到全面、客观，力求减少误导；其四，在新闻评论中，引入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让更多的专家学者、普通公众参与讨论。最关键的是，新闻从业者自身也应打破单一、狭隘、极端的认知方式，努力开掘新闻作为重要社会资源的价值，重塑关于医患关系的理性话语。
　　医患之间的知识差距，既有个别医生利用其营私舞弊的可能，也是传媒人产生误解的可能条件。后者可能夸大前者，而这种夸大不断扩大社会对医生的误解，加重医患误解和对立。对医院以及医疗工作者而言，也应不断加大信息透明度，以“改善国民健康福祉”为诉求，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和大众传媒加强与社会的沟通，不断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和危机应对机制，提升自身的公信力与话语权。而传媒人的知识学习与社会责任的担当，也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教育报刊总社编辑）
　　
注释：
　　①Tuchman, Gaye: 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ew York：Free Press,1978：p.215
　　②章平：《大众传媒上的公共商议——对医疗体制改革转型期报道的个案考察》，《新闻大学》2010年第4期
　　③孙玮：《当代中国的大众书写——都市报的生成、发展与转折》第12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林芬、赵鼎新：《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总第6期
　　⑤李艳红：《故事 表演 表达——媒介与当代中国消费者权益话语运动研究》，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
　　⑥孙玮：《风险社会中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以福建南平校园暴力案的媒介表现为例》，《当代传播》2011年第1期
　　⑦赫伯特·甘斯著，石琳译：《什么在决定新闻》第3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⑧Chang, Tsan-kuo with Jian Wang and Yanru Chen. China’s Window on the World: TV News, Social Knowledge and International Spectacles. Cresskill,NJ: Hampton,2002：pp.11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