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投入度与“重要性的想象”
　　——以江苏部分高级职称新闻从业人员调查为例
　　□ 胡翼青　赵越
　　【本文提要】通过对江苏108名高职新闻从业人员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目前媒体的骨干新闻从业人员对工作满意度较高，而且越是对工作满意度高的人工作越投入。对于他们工作投入度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职业对社会很重要。事实上，他们因为想象自己的工作受到社会重视而勤奋工作。我们认为，这种“重要性的想象”既对新闻从业人员的工作投入度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会带来不可避免的负面作用。因为过于自信和缺乏自我反思，“重要性的想象”也可能蒙蔽媒体精英的判断，可以成为阻碍媒体变革的力量。
　　【关键词】 工作满意度　工作投入度　高级职称新闻从业人员　 【中图分类号】 G214
　　
　　2009年底，江苏省一共有108位媒体从业人员获评为高级职称（其中16人晋升为正高，92人晋升为副高）。这108名媒体从业人员主要来自于江苏省级和各地市的党报集团和广电总局，根据江苏省委宣传部的规定，他们在上岗前必须全部集中到南京参加培训。在省委宣传部的帮助下，我们在其集中上课期间对他们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内隐态度测试，此后又进行了追踪性的深度访谈。目前该研究的后续部分——关于普通媒体从业人员的相关数据正在收集和分析之中。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均是所在媒体的中坚力量，他们中接近半数的人（49.5%）属于媒体的中层干部，还有22.1%的人已经是媒体的领导层成员（根据宣传部提供的资料，他们中并没有在任的一把手老总或党委书记，多是副职）。工作在一线的普通编辑、记者和技术人员只占调查对象的27.4%，但他们也都是各媒体绝对的业务骨干。因此，这一研究的对象群体应当可以被称为江苏的媒体精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个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典型研究对象的调查，了解媒体精英对新闻工作各个方面的观念和态度。而根据我们对以往文献的梳理，除了1997年喻国明对全国新闻从业者职业意识的调查以及2002年陆晔和2004年吴飞用相似的问卷所做的上海地区与杭州地区的新闻从业人员职业调查外，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高职新闻从业人员的专门研究在以往是相对缺少的。
　　总体的问卷涉及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媒体从业人员的生存状况、职业忠诚度、对媒介事件的看法以及对职业培训的看法。本文所讨论的仅限于职业忠诚度的一部分内容，即工作投入度的问题。
　　
一 、研究方法
　　整个研究从2010年年初开始，数据与访谈资料收集、分析工作历时半年，其中包括对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补充访谈以及对30个调查对象所采用的测试内隐态度的计算机模拟实验，而本文所呈现的是其中对调查对象工作投入度的问卷调查结果。当然，本次调查在方法上并不完善，因为要得出更清晰和确定的结论必须基于其对立面的调查数据基础之上。更完善的做法应当是，通过对普通新闻从业者的对比性研究来反衬本次调查的数据具有何种意义。由于后者目前仍然处于研究进程之中，因此我们决定先对前者的结果进行初步的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测试内隐态度的计算机模拟实验，我们可以基本认定，调查对象在填写问卷时，其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基本一致，故问卷调查的填写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本次调查是一次个案意义上的普查，是一次非概率的典型抽样，我们一共发放问卷108份，覆盖所有个体，获得有效问卷95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88.0%。数据采用SPSS16. 0统计软件进行了处理。
　　调查问卷的职业忠诚度部分中相当一部分篇幅是通过五级量表测量了调查对象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投入度。希望了解当前江苏媒体核心成员或中高层成员的工作投入度和工作满意度状况，进而分析工作满意度与工作投入度到底存在何种关系，哪些满意度因素对投入度因素影响最大，能给我们带来何种启发。量表采用五点计分法，即从非常同意/满意、同意/满意、不确定、不同意/满意、非常不同意/满意，分别给予1、2、3、4、5分的分数。被调查者所得平均分越高，表明其工作投入越低，反之则越高。
　　在研究之前研究小组有如下研究假设有待验证：
　　其一是，调查对象的工作满意度较高。
　　其二是，调查对象工作满意度与工作投入度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其三是，我们倾向于假设，物质条件方面的满意度比非物质方面的满意度对调查对象工作投入度的影响更大。
　　
二、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由于调查对象非常典型，因此它的基本情况也较为特殊。详述如下：
　　从人口特征来看，调查对象主要是一个以男性新闻从业人员为主的群体，在调查的95份样本中，男性占所有调查对象的70.5%。它也是一个以中年人为主的群体，在所有调查对象中，占总数68.4%的调查对象的年龄在36~49岁之间，另外还有27.4%的调查对象的年龄在50~60岁之间，35岁以下的调查对象仅有4人（4.2%）。
　　从受教育情况来看，这是一个具有较高学历层次的群体，有半数以上（53.7%）的调查对象具有学士学位，有26.3%的调查对象具有硕士及硕士以上学位，只有不到20%的调查对象是大专学历，低于大专学历的只有1人。而且，其中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55.8%）认为自己所学的专业与新闻传播有较大的相关度。即使有一些调查对象所受的专业训练与新闻不是很紧密，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也都受过或长或短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培训，有些人还受过长达7年以上的新闻传播专业训练（见下表）。
　　
　　受新闻传播专业训练时间　　　数量　　　　频数
　　从未受训　　　　　　　　　　13　　　　　137
　　1年以内　　　　　　　　　　 22　　　　　232
　　1~2年　　　　　　　　　　　 13　　　　　137
　　3~4年　　　　　　　　　　　 26　　　　　274
　　5~7年　　　　　　　　　　　 9　　　　　 95
　　7年以上　　　　　　　　　　 10　　　　　105
　　
　　从政治面貌与社会地位来看，这是一个政治上以中共党员为主的群体。其中有83.2%的调查对象是中共党员，只有14人（占总数的14.7%）称自己是普通群众。有意思的是，有党员身份的调查对象（74.7%）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上层或中层，而没有党员身份的调查对象（71.4%）则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中下层。
　　从职业发展情况来看，这些调查对象对自己未来在媒体中的职务定位也相对是比较高的，他们中有46.1%的人认为自己能够胜任一把手的位置，这说明了他们的自信心。其中，已经是媒体领导层成员的调查对象中有80.9%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可以胜任一把手的位置。有更多的男性调查对象（60.9%）认为自己能够胜任一把手，女性在这方面的比例就要低得多，仅为11.1%。另外，工作年龄越长，就越是认为能胜任一把手的岗位。媒体工龄在15年以上的资深从业人员中，这一比例达到57.4%，而在媒体工龄较短的人当中，这种“非分之想”就要少得多（见下表）。有意思的是，他们很少有人（仅有4.4%）认为自己胜任党委书记这一岗位，从中可以看出调查对象们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专业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党务工作者。
　　
　　媒体工作年限　　 认为能胜任一把手的人数　　百分比
　　15年以上　　　　　　　　　27　　　　　　　 57.4
　　11~15年　　　　　　　　　 10　　　　　　　 34.5
　　6~10年　　　　　　　　　　3　　　　　　　　27.3
　　3~5年　　　　　　　　　　 1　　　　　　　　50.0
　　
　　从媒体工作年限来看，他们都有较长的工作年限，属于对新闻行业有较高忠诚度的老员工。统计显示，他们中有80个人为新闻行业服务长达10年以上，其中11~15年的占31.6%，15年以上的超过了半数，达到53.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新闻行业呆了不到6年的人只有3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96.8%）都具有正式的编制，而且，调查显示，他们基本上是一种工作导向型的价值观，只有18人（18.9%）并不认为自己是工作导向型的性格。他们中有半数以上（64.2%）的人以前曾经干过其他行业，另外35.8%的调查对象从未干过新闻以外的行业。他们是通过多种渠道进入到媒体中的，其中有33.7%的调查对象是毕业以后直接分配到新闻单位的，还分别有32.6%的人是媒体单位公开招聘或从其他单位调入的。只有1位调查对象称是由亲友帮忙安排到媒体的。
　　所以，如果为我们的调查对象描绘一下标准像，那可以说他是一个在当地和本媒体都有较高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较高、在本单位工作了相当年限、以事业为重、有新闻专业理想、非常自信的中年成功男性。
　　
三、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度及其关系
　　本次调查对工作满意度从媒体工作、发展升迁、工作环境（主要指硬件条件和人际关系）、管理制度、福利报酬等五个方面来考察。每一个方面都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统计的需要，由5~6项五级量表的测试组成。其中，对媒体工作的满意度（包括满意与较满意）最高（达71.6%），对发展升迁的满意度最低，不满意（包括不满意或较不满意）的50.5%（见下表），但总的来说，调查对象对目前的工作还是较为满意的，这基本证明了我们的第一项假设。这一结果与陆晔和吴飞的研究结论有相似之处，陆晔的研究其满意度评价依次为：同事关系、领导能力、社会影响、工作弹性、创新机会、自主程度、工作成就感、学习机会、报酬收入、福利待遇、升职机会，①而吴飞的研究与陆晔的结果几乎没有出入。由于他们没有进行结构性的分析，因此具体数据面貌不太一样，但他们的研究同样表明其研究对象对薪酬和升迁不太满意，对工作环境（同事、领导）和工作本身（社会影响、工作弹性、工作成就感）相对比较满意。但这一结论与1997年喻国明的调查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的结果依次为福利待遇、工作的自主程度、报酬收入、创新机会和学习机会。②如果这些数据都具有可信度的话，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新闻从业人员对自己的物质待遇越来越不满意，在1990年代末还很满足，到2000年代初就不太满意，而到了2010年代，则连媒体的中层和骨干都对自己的收入感到不满了。
　　
　　工作满意度　　　　满意　 说不清　 不满意
　　媒体工作的满意度　71.6　　10.5　　17.9
　　发展升迁的满意度　42.1　　15.8　　42.1
　　工作环境的满意度　56.8　　7.4　　 35.8
　　管理制度的满意度　50.5　　9.5　　 40.0
　　福利报酬的满意度　43.2　　7.4　　 50.5
　　总体满意度　　　　58.9　　5.3　　 35.8
　　
　　从工作投入度来看，调查对象相当敬业。从主观感受的指标来看，在五级量表的测量中，90.5%的人指出，他们是全身心投入新闻工作的，只有1.1%的调查对象认为他对工作很不投入。很多其他的数据都能从侧面支持上述的数据。比如有52.6%的调查对象认为，媒体工作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不可或缺；54.9%的调查对象认为媒体工作是其生活的重心；而另有47.4%的人认为，他生活中最重大的事往往来自于媒体工作；有64.2%的调查对象认为，他们喜欢沉浸在媒体工作中。这些相互印证的数据说明调查对象在工作投入度上的态度是逻辑一致的，而且这种投入是相当自觉的而不是被迫的。
　　从客观指标来看，多数调查对象的工作时间都超过了8个小时，比起不少其他的职业而言，确实更为辛苦。有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54.7%）声称自己的工作时间平均在8~10小时之间，还有9位调查对象声称自己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2小时。从平均数来看，这些媒体的骨干成员，每天的工作时间要达到10个小时左右。另外，绝大多数调查对象一个月的假期不超过8天，也就是说基本上不能完全享受双休日，有30位调查对象（占总人数的31.6%）声称自己平时基本上没有假期，工作属于满负荷运转状态。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调查对象们的工作投入度是很高的。
　　那么调查对象的工作满意度与工作投入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相关性分析证明了我们的第二项假设，调查对象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投入度之间显示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相关性系数高达0.532（见下表）。也就是说，越是对工作感到满意的，也越是认为自己的工作更投入。这一结果与吴飞2004年研究的结论相似，他发现，工作满意度高的新闻从业人员自主性程度评价也越高。③顺着这一思路更进一步，我们需要继续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满意度层面到底是哪一方面因素更多地影响了调查对象的工作投入，是偏重物质方面的因素还是偏重观念方面的因素？可惜吴飞和陆晔的研究没有进一步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发现，媒体工作、发展升迁、工作环境、管理制度、福利报酬五个方面的满意度都与工作投入相关（见下表）。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尽管对物质条件的满意度相对较低，但这种不满意与调查对象工作投入度的相关性是最低的。更多决定了工作投入度的并非是像工作环境与福利报酬这样一些偏重于物质方面的原因，而是大量观念方面的因素，与工作投入最为相关的是媒体工作，相关系数为0.601；其次是发展升迁，系数为0.515，均与主体的成就感与价值实现有关。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三项假设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
　　
　　工作满意度指标　　　相关系数
　　媒体工作的满意度　　0.601***
　　发展升迁的满意度　　0.515***
　　工作环境的满意度　　0.450**
　　管理制度的满意度　　0.444**
　　福利报酬的满意度　　0.364**
　　工作满意度总体指标　0.532***
　　*P<0.05
　　
　　那么为什么最相关的因素会是媒体工作的满意度呢？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具体量表后发现：调查对象之所以有成就感，在工作中愿意全身心投入，是因为在调查对象想象中，自己工作单位和工作本身的社会影响力是很大的，对社会很有价值，可能对社会进程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倍感荣耀。73.7%的调查对象声称他们为在媒体工作而感到自豪；有91.6%的调查对象认为媒体工作对于社会十分重要；还有69.5%的调查对象认为本媒体在本地区很有影响力。这与喻国明1997年用另一种分析方式得出的结论是相似的，当时他通过新闻从业人员自我评价的测量描述说：“我国新闻工作者具有较为强烈的职业自豪感，他们对其职业的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价是比较高的。”④但喻的研究并没有揭示的事实是：不管调查对象对这份工作有没有兴趣，他对于所在单位管理制度和工作环境是否满意，他们都觉得他们的这份工作很有意义很重要而投入时间和精力。这是一个典型的“霍桑实验”的结果：调查对象是因为想象自己的工作受到社会重视而勤奋工作。
　　
四、结论与探讨
　　显然，数据支持了我们的第一项与第二项假设而不太支持第三项假设。
　　为什么调查对象对福利、报酬等物质条件并不满意，但与他们投入度紧密相关的因素却是从事新闻行业的成就感与自豪感呢，我们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解释：
　　一方面，这可能与这些调查对象在当地的生活已经相当宽裕有关系。由于调查对象都具有正式的编制，因此他们的收入、住房条件和社会保障还是不错的，在当地应当算中产阶级。他们中除了3个人以外，均有自己的住房。其中72.6%的调查对象买了商品房，还有14.7%的调查对象目前住的是单位的福利房或集资房。另外他们大多数人（62.1%）对目前自己的住房条件也是比较满意的。尽管调查对象对自己的物质回报不满意，但主要是一种相对的不满而不是绝对的不满，即他们认为自己的付出大于他们的获得。在收入与付出二者的比较关系上，不满意的调查对象的比例比满意的要高，有40.0%的调查对象认为收入抵不过付出，而只有33.7%的调查对象收入能够抵得上付出。正是这种相对的不满，使物质待遇问题并不是这一群体感知的最突出的问题。
　　另一方面，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他们不仅在当地社会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在媒体也应当算是收入的中上阶层。所以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离媒体的顶薪也没有太大的距离，媒体不可能因为他们更多的付出而给他们更高的物质回报。因此这一群体对物质回报的期望值不是太高。不过他们可以期待更高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体现自身的价值成为这一群体最关心的焦点。
　　如果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分析这一问题可能更清晰有效：调查对象作为媒体精英人士，其追求已经更多地侧重于自我价值实现。所以，他们忠诚于自己的工作并不是主要基于物质的回报。这可能与一般的新闻从业人员或“新闻民工”的想法不太一样。对待这一群体的使用和管理，光靠物质刺激意义不大，他们更多的是需要不断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更多地需要证明自身价值的舞台。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一定会设法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他们就会很敬业。因此，不少媒体目前科层制的僵化管理体制和按部就班的工作流程能否充分发挥出这些成员的能力和潜质，这很值得怀疑。
　　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引发了我们进一步讨论和探索的兴趣。新闻行业是否真的如调查对象所说的那样受社会（包括当地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高度重视，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权威的数据可以支持这个结论，而调查对象也不可能有确凿的证据而只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感觉，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调查对象的这种想法称为“重要性的想象”。也就是说，调查对象们认真工作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于物质利益，而是来源于他们关于社会看法的一种想象。
　　自第三人效果理论问世以来，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常人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因此难免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或己类比他类更重要。现在看来，不仅仅是普通受众存在着类似第三人效果这样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情形，新闻从业人员甚至是骨干成员似乎也不能例外。这些媒体精英们因为想象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存在重大的意义而努力工作，这种对自身职业的积极的想象成为了他们重要的行为驱动力。
　　然而，“重要性的想象”既对工作投入度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会带来不可避免的负面作用。由于这种“重要性的想象”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非常自信，就有可能对客观情况的认知产生偏差，也因此对自身的行为缺乏批判性的反思。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多数调查对象（72.6%）认为，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记者们的角色变化仅仅只是在技术和应变能力方面比以前有所改进，与以前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这种保守的判断正是源于反思和自我批判能力的缺乏，充分体现了传统媒体从业人员对自身工作和角色重要性的盲目自信。这一证据就表明，“重要性的想象”也可能蒙蔽媒体精英的判断，可以成为阻碍媒体变革的力量。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最坏的结果：当自信的媒体精英根据自己的错误判断来应对形势，而他们的能力很强又很有事业心，情况会如何？这也许是后续研究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作者分别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融合应用传播实验室研究员，中山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本课题受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预研基金资助）
　　
注释：
　　①陆晔、俞卫东：《传媒人的职业理想——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二》，《新闻记者》2003年第2期
　　②④喻国明：《解构民意》第184、180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③吴飞：《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满意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