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珍贵的留影
　　——回忆著名新闻摄影家徐大刚
　　□彭瑞高
　　
一
　　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战老战士、《文汇报》高级记者、著名新闻摄影家徐大刚于今年年8月12日因病辞世，享年86岁。
　　徐大刚是上海新闻摄影界的一位元老级人物。可以说，现年五十岁左右的上海市民，都是在报纸上看着徐大刚的新闻照片，走过以往那些岁月的。
　　徐大刚是新闻记者中为数不多的老革命之一。1945年，他19岁那年，就参加了新四军，在淮南游击总队开展对敌斗争。走上了新闻道路以后，他先后在山东《大众日报》《鲁中南日报》《农村大众报》等报担任摄影记者。上海解放后，又到上海的《郊区农民报》工作。他还担任过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处的新闻官。解放初期，他为领导人（如宋庆龄、陈毅、谭震林、潘汉年等）拍摄的新闻照片， 大多作为统发稿发往各个报社刊出。《解放日报》《大公报》《新闻日报》《文汇报》等上海报纸，往往同时刊登徐大刚的新闻照片。许多上海市民看着照片，相互询问：“徐大刚是什么人？”他们哪里知道，徐大刚此时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
　　徐大刚为中央领导同志拍照，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2003年，在举国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徐大刚拍摄的毛主席的照片，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张毛主席与徐大刚两个人在一起的合影。可惜的是，我在采访时忘了核查这张照片的摄影者是谁了。徐大刚为刘少奇、宋庆龄、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留下的照片，也是弥足珍贵。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徐大刚被打成“攻击江青同志的反革命”，被正式逮捕，关进了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他在那些年里拍摄、积累并保存在报社的两万多张照片资料，竟然被全部烧毁。说起这段动乱岁月，徐大刚并没有为自己饱受监狱之苦、饱受“牛棚”之辱，说过半句怨言；但是那两万多张宝贵的照片资料被毁于一炬之中，令徐大刚痛心疾首、愤恨难平。
　　所幸的是，那些年徐大刚冒死在另处保存的许多宝贵照片，让人得以有机会一睹伟人当年的风采。“文革“后，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曾经到上海来征集宋庆龄同志的照片，徐大刚所提供的资料，是所有中国新闻摄影家中最多、最全的一个。这为宋庆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9年秋，徐大刚在武汉遇到王光美同志。他问王光美同志：“少奇同志的照片您这里还有么？”王光美同志说：“我一张都没有了，‘文革’期间都给抄了。”大刚同志说：“我可以送您几张。”王光美同志喜出望外，同时又有些将信将疑。经过“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人谁不知道，保存刘少奇的照片该当何罪！王光美同志问：“您有少奇同志的哪些照片？”大刚同志就介绍了自己保存的少奇同志照片的内容。回到上海后，大刚同志从自己的资料库里，拿出了六张珍藏了多年的少奇同志照片，寄送给了王光美同志。这里有：少奇同志与宋庆龄同志在一起的照片，少奇同志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在一起的照片，少奇同志与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在一起的照片，还有少奇同志接见上海区县干部的照片。王光美同志收到这些照片，心情万分激动，提笔给徐大刚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徐大刚同志：收到你的来信和六张照片，非常感谢。你冒着危险珍藏老一辈革命家的照片，使我深为感动……”
　　徐大刚平静地对我说，对于刘少奇同志这些照片的收藏，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一样是收藏，收藏一张是反革命，收藏一百张也是反革命，既然如此，那就索性多收藏一点！万一给人抄出来，我就这样告诉他们：这是历史！
　　
二
　　徐大刚作为新闻记者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影，其中以拍摄邓小平同志的照片最多，时间也最长。从1959年3、4月间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起，徐大刚的镜头里就开始出现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他清楚地记得，1960年1月以及这一年的初夏，中央政治局两次在上海召开会议，小平同志在上海；1963年11月，小平同志再次来上海。徐大刚感慨地说道：那时照片上的小平同志是多么精神啊，满头黑发，目光炯炯，正当盛年。比起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来，他是党中央核心领导中最年轻的一位。
　　文革浩劫十年，徐大刚倒有九年在受苦受难。在这段岁月里，小平同志也来过几次上海，主要是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马里总理、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等贵宾访问上海。这几次来沪，小平同志在嘉定县马陆人民公社、上海石化总厂、江南造船厂、上海拖拉机厂和彭浦新村等地，都留下了足迹。徐大刚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自己失去了自由，没能为小平同志留影。若干年后，北京有人通过上海市委办公厅来搜集小平同志这段时间在上海的照片。市委负责同志委托徐大刚帮助北京同志一起查询寻找。可尽管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徐大刚按着市委警卫处提供的线索，走遍了当年小平同志陪同外宾访问过的地方，最后却仍是收获寥寥：只在江南造船厂、上海拖拉机厂找到了两张照片。徐大刚心痛地想，这对党史国史和邓小平研究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损失！如果自己当年参与为小平同志拍照，这种资料散失、无从收集的局面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徐大刚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回到了新闻记者的岗位。他作为《文汇报》的摄影记者，又开始拿起心爱的相机，为时代留影，为小平同志留影。
　　徐大刚是80年代中期离休的。在他的记忆里，小平同志从1979年8月到1985年2月，先后4次来过上海。
　　1979年8月的那一次，徐大刚印象特别深。他记得这是小平同志第一次下榻“414”（即今天的西郊宾馆）。徐大刚对这里是很熟悉的。当年毛主席住在这里时，徐大刚作为摄影师，也常驻这里。毛主席住一号楼，徐大刚和贾新元等上海同志则住在另一个楼里。小平同志第一次来西郊宾馆，徐大刚给小平同志介绍过毛主席当年住在这里的情况。什么地方散过步，什么地方拍过照，河边哪个地方看过鱼群，等等。他这个“导游”当得很是称职。
　　小平同志1979年在西郊宾馆，曾就内部宾馆和招待所应该尽快对外开放一事，对葛非（上海市委招待处处长）说过一段话。徐大刚身在现场，可以见证。他认为，小平同志的这段指示，直接促成了上海和全国一大批内部宾馆先后对外开放、走向市场。这段指示对于消除党内干部特权、促进机关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和壮大旅游宾馆事业，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徐大刚说，他记住了小平同志说的这段话的大致意思，可原话究竟是怎么说的，他记不清楚了。很巧，十数年前，我曾经采访过葛非同志。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我倒是有一段记录。
　　1979年8月，邓小平同志到上海，住在位于虹桥路一侧的“414”。工作之余，小平同志喜欢散步。一次散步的时候，小平同志指着满目青翠的林木草地，对陪同的上海市委招待处葛非同志说：“那么大的一个院子，平时不用，老关着，花那么多钱养护，多可惜！你们可以对外国人开放，赚点外汇，给‘四化’作点贡献么！”这一讲话精神，后来在会见上海市委的常委们时，小平同志又一次正式提出，并指定了时间，要求在1979年内作好各种准备，1980年就对外开放。
　　坚冰，就是这样被打破的。这场在中国国内悄悄进行的内部宾馆大改革，其实就起始于1979年。徐大刚为自己亲见其事的发端而感到荣幸。他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与葛非同志的这一次谈话。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徐大刚越来越清楚地掂出了小平同志这次谈话的分量。
　　1979年之后，小平同志又分别在1983年、1984年和1985年来过上海，住的都是西郊宾馆。1983年小平同志视察了静安区胶州路市场、虹口区曲阳新村；1984年视察了龙柏饭店和宝山钢铁总厂，还在上海展览中心看了上海微电子技术应用成果汇报展览，并接见了交通大学领导和教授的代表。徐大刚说，小平同志的这几次活动，我都随队出去拍了照，许多照片当时就在各个媒体上与人们见了面。这一生，能留下小平同志那么多的照片，我感到欣慰。■